热点资讯粟裕的晚年生活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盛大举办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授予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庄严宣读了国务院总理颁发的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将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逐一颁发给了在京的粟裕等将领。
在那次盛大的典礼报道中，凸显了粟裕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的领军人物，更是首批1038名将领中的佼佼者。
在十位将领中，粟裕的资历和年龄似乎处于中下游。1907年出生的粟裕与许光达同龄，但在年龄排名中位居倒数第二。然而，他在军事指挥领域的卓越成就，诸如诸多“唯一”的经历，却凸显了他显赫的声望、非凡的能力和崇高的地位。他是红军长征期间留守江南，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唯一大将军衔获得者；他是唯一一位统帅一个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大将，其在大江南北的赫赫战功，诸多已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首位担任总参谋长的大将（共三位大将先后担任此职，分别为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粟裕更是唯一一位常被提及应获元帅军衔却未获的大将。在所有将领中，粟裕当之无愧地占据首位，深受众人敬仰。他被誉为军事家，也尊称为战略家。
总参谋部与军事科学院，成为了粟裕晚年生活中两处至关重要的驻足之地。
自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粟裕将军离世，他的后半生充满了荣耀、曲折与考验。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辅佐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长）聂荣臻开展工作；随后又出任总参谋长，卸任后转至军事科学院。可以说，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构成了粟裕将军后半生的重要舞台。在前者，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脑，他协助彭德怀处理全军军务，身处第一线；而在后者，作为最高军事研究机构的领军人物，他站在军事学术的最前沿，为军事斗争提供理论支持，并在叶剑英的指导下，服务于全军军事工作的第二线。
1950年秋季，毛泽东作出决定，我国将派兵支援朝鲜。在甄选志愿军司令员的过程中，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四位将领，他们曾统帅四大野战军驰骋疆场，声望显赫。然而，林彪与粟裕因枪伤缠身，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先后赴苏联接受治疗。同样身患枪伤且年事已高的刘伯承，亦从西南调任北京，着手筹备军事学院的创建。在四位将领中，唯有彭德怀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领导志愿军开赴战场的重任。林彪和粟裕在苏联接受了近一年的治疗与调养。1951年9月，粟裕回国，并于11月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一职，协助聂荣臻开展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政务院总理兼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1954年十月，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以粟裕为首的总参谋部，短时间内汇聚了全军最杰出的将领，十位副总长均系日后被授予大将或上将军衔的杰出人物。如此众多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齐聚一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间，总参谋部尚属首次，亦为当时军委各大总部中，大将和上将人数最为众多之部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正处于向正规化迈进的阶段。正当我国军队建设迈向成为世界第二支顶级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时期，一切皆从零起步。当时，彭德怀与粟裕正值壮年，满怀激情，立志要大显身手。彭德怀与粟裕与后来的军委领导人林彪、罗瑞卿有所不同。林彪体弱多病，许多事务并不亲自处理，与彭德怀的亲力亲为形成鲜明对比。
林彪之下，罗瑞卿身兼数职，既是军委秘书长，又担任总参谋长，同时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上任伊始，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与会者包括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等，其权威与影响力不容小觑。即便在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他也同时兼任军委秘书长。而粟裕仅担任总参谋长一职，上有一心为民、作风强硬的彭德怀，下有承前启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粟裕本人更是极具远见，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因此，在新中国初期错综复杂且紧迫的军务中，粟裕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难免有所摩擦，将帅之间的矛盾隐患由此埋下。
在新中国成立后，军内首次进行的整风运动中，相关人员遭到了批判。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决策，要求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对粟裕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以此警示全军干部。他明确指出，这已非日常工作中的一般性失误，而是已经触及到其个人职权范畴。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应运而生，会议持续了整整57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军内首次展开的整风运动。此次斗争旨在批判“教条主义”，将刘伯承、萧克等人指称为其“代表人物”；同时，矛头亦指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粟裕视为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这场批判来得突然、猛烈，且程度之深，标准之高，令人瞩目。
接到军委于5月24日将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举行小型会议的通知，粟裕对此事一无所知，遂向秘书鞠开询问会议的具体内容。鞠开回应道：“并未透露，会议内容并未提前告知。”粟裕出席会议后，会上对他进行了关于“争权”和“反领导”的严厉批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感到迷茫，如同遭受当头一棒，不知所措。许多元帅同样感到意外。
对粟裕的批评，其核心议题主要涉及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权力关系，具体而言，则是彭德怀与粟裕之间的矛盾。粟裕之所以成为批评的焦点，首先是因其卓越的战功和崇高的声望，其次是他的不阿谀奉承、不随波逐流，以及性格上的直率与鲜明。这些特质若运用不当，确实容易触怒他人。果不其然，一场以“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为特征的“四大”批斗活动应运而生，针对粟裕的批评之声迅速高涨。军委扩大会议的参会人数随之激增至1400余人，涵盖全军各军级以上单位的主官，批粟的风潮亦迅速蔓延至全军上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蛰居、鲜少露面的林彪同志亦莅临会场，巧妙地以双关语表达观点：军委的重大事务始终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推进，而军委的日常运作则由彭德怀老总亲自主持。展望未来，我们应继续遵循毛主席的指引，军队的同志们亦需在彭老总的带领下，更加紧密地团结一心。
毛泽东、彭德怀、林彪三位领导均有所表态，而遭受“争权”与“越权”之嫌的粟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粟裕选择在家中内室闭关自省，长达七天，深思熟虑如何进行自我检讨。在大会及小会上，他进行了多达八次的检讨，每次都痛苦地表达着内心并不认同的观点。稍作解释，便会招致更为严厉的批评。即便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仍无法过关，最终，他不得不向夫人楚青寻求帮助。
“你不是说过，只要能过关，随便怎么写都行吗？”之后，两人无言以对，相对而泣。这样的场景他们多次经历。
在《粟裕传》中，对担任四年总参谋长期间的粟裕有着如此描述：在这四年里，粟裕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倾注心血，既恪守职责，又谨守分寸，“既未失职，亦未越界。面对现代战争中的诸多新挑战，他进行了艰苦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并及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然而，他的工作之路充满艰辛。他的敬业精神并未得到部分领导者的认可。工作中常遭遇阻碍。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环境，限制了他才能与能力的充分发挥。在军事思想上的分歧，更使得他的诸多关键建议和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上文所提及的“某些领导”，实则是指粟裕的直接上司彭德怀。
在粟裕担任总参谋部职务的时期，不可避免地会犯下一些错误或存在某些不足，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彭德怀与粟裕均非出身于参谋行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擅长指挥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他们具备出色的决策力和决断力，拥有全局视野、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习惯于直接做出决策而非仅仅提出建议。他们个性鲜明，行事果断，持有独特的见解和主张，堪称“大军事家”。在战争岁月里，彭德怀与粟裕的交集并不多，他们长时间分别活跃在东南和西北两个战区。
1952年盛夏，彭德怀肩负军委重任，执掌军中牛耳，成为粟裕的直接领导。然而，由于二人在风格、理念、性情及见解上的差异，加之在程序与沟通上存在的些许误解与不畅，导致在工作中乃至个人关系层面出现了不协调与不和谐。正当军队迈入正规化建设的初期阶段，对军队建设的看法出现分歧本属寻常。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火线扯开”之后，问题的处理竟然升级至如此高度，力度之重，出人意料。
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党内左倾政治氛围日趋浓厚，斗争的硝烟弥漫，粟裕不幸成为了军内争斗中最早的一批牺牲者之一。
“我绝不会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来谋取个人利益。”
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委领导工作的那七年，彭德怀的卓越贡献在国史与军史上都铸就了一笔浓墨重彩的篇章。然而，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同志的错误批判，亦成为了令人痛心疾首、彭德怀本人亦深感懊悔的深刻记忆。
经历了一番批判的洗礼，居于北京西北的吴家花园的彭德怀，对于自己过去批判他人的行径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与悔意。他对前来探望的侄子彭启超坦陈：“我一生中犯过诸多错误，1958年春夏期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回首，我深感对刘伯承同志、粟裕同志、萧克等同志的批判与处理过于激烈，言辞过激导致他们蒙受不白之冤。纵然并非我所愿，身为会议的主持人，我的确负有责任。”
粟裕同志的影响波及整个军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数量逐步上升至1400余人，这其中包括了全军各军级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会议结束后，针对粟裕同志所谓的“错误”，中央明确要求军队内部传达至团级单位，而地方则需传达至地委一级。
1958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宣布免去粟裕同志总参谋长的职务，并由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同志接替此职。自1951年12月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以来，粟裕同志在总参谋部辛勤工作，直至1958年8月卸任，总计历时六年又九个月。
“在粟裕同志担任总长的那段时期，总参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佳状态，那也是我个人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光，可以说，那正是我国军队建设最为辉煌的时期。”
粟裕在军事科学院驻足20年。
粟裕虽经历岗位更迭，萧克与李达则转至地方任职，他却始终身着军装，继续在军队的岗位上奋斗。他以国防部副部长之职，步入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职，不久后，更荣升为院党委第一副书记，辅佐院长叶剑英展开工作。自此，粟裕淡出了军事斗争的最前线，转而成为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军事科学院，粟裕一住便是二十载，将晚年时光奉献于此。
1958年5月至8月这一时段，标志着粟裕将军军事生涯的转折点。
1965年10月2日，负责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上海休养期间，与粟裕进行了亲切交谈。他关切地表示：“你目前身体状况欠佳，首要任务是充分休息。待你身体有所恢复，不妨多到部队走一走，了解部队的最新动态，遇到任何问题或意见，均可直接提出，无论是面谈、电话沟通还是书面信件，我都乐意倾听。”林彪还多次询问粟裕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的看法。据了解，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对粟裕所上报的战报尤为重视，他密切关注粟裕的战术部署和作战策略。此次谈话中流露出的关心之情，似乎透露出林彪对粟裕的特殊关注，给人一种“格外看重”的印象。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粟裕给予了特殊关照。1968年5月20日夜晚，在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军事科学院，指出：“听闻军事科学院的‘红卫兵’运动中有人试图反动叶剑英，甚至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人，全部被打倒，这怎么可以？有人指责粟裕曾向日本人发报投降，我对此表示怀疑。实际上，与敌人接触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恩来总理。若将所有干部一概打倒，那怎么行得通？”
在“文革”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众多将帅遭受冲击，纷纷被“炮轰”乃至被打倒，而粟裕却与众不同：他得到了林彪的特殊关注，周恩来总理也对他特别关照，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呵护。
周恩来对粟裕的关照不遗余力，费尽心思。鉴于粟裕在军队中处境艰难，周恩来特意将他紧密地“拢”在自己身边。他先是安排粟裕分管国防工业、铁道和交通等领域，随后又让他负责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多项重要事务。在整个“文革”动荡时期，粟裕得以幸免于“大难”，这无疑得益于最高层给予的特别关照，应是主因所在。
历经坎坷终昭雪
粟裕将军晚岁，其遭遇可谓充满艰辛与波折：在遭受批判之际，未得结论，其事被悬而未决；而在平反的道路上，亦是一波三折，久久未能尘埃落定。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为那些曾遭受不公正批判的同志们进行了平反昭雪，从而在国内外、党内军内焕发出新的生机。在1979年和1980年，粟裕同志亲自为自己的冤屈进行了申诉，不仅向中央提交了申诉报告，还向中央、军委以及总政的领导人进行了陈述。他特别指出，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混淆了是非界限，在军内树立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他强调，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的批判，其动机不良，方法错误，强加给我的罪名纯属“莫须有”。他迫切地恳请中央能够对他的冤案进行甄别，并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批判。
尽管沟通看似进展顺利，却未能迎来一个正式的结论。相关部门的回应指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关联众多事件与人物，对其作出评价需持谨慎态度，此事宜由中央负责定夺。
1981年2月1日，粟裕不幸突发脑溢血。自此，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漫长的病痛折磨下，粟裕逐渐失去了斗志与意志，他不再积极争取，更多地选择了在沉默与郁郁中度过。
1984年2月5日，一代名将粟裕与世长辞。他曾明确表示，身后不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亦不愿举办追悼会，愿将骨灰播撒于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八省市的大地之上……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粟裕同志始终坚守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不仅刻苦钻研，还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了一系列关键的战役和战斗。特别是在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方面，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在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期间，粟裕同志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将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讣告，以及于2月14日发表的粟裕同志生平事迹简报，以及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纪念性文章，均仅聚焦于粟裕同志的杰出贡献，有意绕过了那段饱受委屈、历经平反的敏感往事。
为助粟裕“脱困”，昔日那要求粟裕在检讨书中“承担所有罪责”的楚青，在悲痛中毅然决定继续为其洗清冤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军方对于“五八公案”中遭受迫害者，亦开始给予积极且正面的评价。评价的起点，始于萧克，其被认定所受的为“错误批判”。楚青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得粟裕的“错误批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尽管这尚非正式的平反，却无疑是一个极为珍贵且值得期待的起点。
十年后，1994年12月25日，对楚青而言，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在这一天不约而同地刊登了《追忆粟裕同志》一文。文章的平反重点在于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遇了错误的批判，随后长期承受着不公的待遇。这是历史的一次遗憾。这一观点，亦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所认同。”
已故的粟裕将军，终获中央军委正式定论。
大背景下的考量
1955年五月，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进行清算之际，与饶漱石有着深厚历史联系的粟裕，却不幸成为诸多牵强附会指责的目标，甚至在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他也遭受了所谓的“集体帮助与批评”。在主管总参工作期间，他或许与几位军委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或意见上的分歧，这也让他背负上了“居功自傲”的标签。即便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也逐渐减弱。
1958年五月，正值遭受指责的困顿之际，粟裕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曾恳切期望能亲自向毛泽东阐述己见，但求见之请却遭婉拒。在随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后续的多场重大冲突中，会议氛围被“四大”的喧嚣与气势所笼罩，与会者情绪激昂，言辞激烈，仿佛火星四溅。党内外斗争逐渐失去理性与理智的束缚，“斗”的氛围愈发浓烈，“整”的观念日益凸显，“挂”的作风风行一时。而且，这种“斗与整”的行为，一是凭空捏造；二是过分夸大其词；三是历史与现实交织，深挖细究；四是不容置疑，甚至强迫接受并深刻反省；五是即便得到平反，也往往被“挂”起来，仿佛能永远如此。
在粟裕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整整三十年都身处逆境。2007年，在纪念粟裕百年诞辰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特别强调了粟裕“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实。
在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磨难中，粟裕始终坚守本心，既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亦能保持正确的态度，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不渝；同时，他也不曾利用他人的困境进行攻击，绝不伤害他人。”
后人赞誉粟裕：“他一心只为工作拼搏，从不为职务所争；勇担重任，不屑于荣誉之争。”
笔者深信，冤屈，亦是一段独特的经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粟裕未曾被击垮、被消灭，更见证了“四人帮”的覆灭，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正如粟裕以诗抒怀：“沙场百战笑谈间，人生几度历风霜。”
历经77载风霜的粟裕，其一生既辉煌又充满坎坷，饱尝艰辛与磨难，对生死早已看淡，又何惧疾风的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