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我在徐水亲历“大跃进”
1958年，我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如今已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遵照农业部的指示，被下放到当时全国闻名的“跃进县”——河北省的徐水县。当时的行动之迅速，令人印象深刻，从决定公布至我们启程出发，仅仅间隔了一周的时间。
响应毛主席的召唤，我战胜了家中种种困难，带着满腔热血与斗志，投身于那由402人组成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1958年8月28日的上午10时45分，我在永定门站登上了火车，历经1小时零9分钟的旅程，抵达了徐水。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被称作“跃进县”的知名之地，我所经历的种种，竟使我如堕云雾，最终让我从狂热的激情中清醒过来，成为了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耸的玉米直插云霄，庞大的肥猪似乎要冲破栅栏，孩子们坐在硕大的南瓜上嬉戏。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为我们做了报告，大家听后无不感到既惊讶又备受鼓舞。
他介绍道：自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历经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成功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对27座山头进行了整治，开凿了5000眼井，挖掘了超过500里长的水渠，投入了8万个劳动力，共挖掘了24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若将这些土石方铺成一条1米厚、3米宽的道路，其长度足以从北京延伸至武汉。如今，徐水地区已实现了旱涝保收，即便是在那年的大旱之年，夏收作物的产量也超过了前年的1.5倍。秋季播种了80万亩土地，其中35万亩种植了密植甘薯，每亩种植4000株，晚熟甘薯的种植量预计将达到7万株。目前，作物长势良好，涌现出一些“高产田”，其中玉米单株可结8个穗，白薯单株重量可达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可结60个棉桃，最多可达100个。听闻此情此景，众多农业教育工作者无不为之咋舌。
谈及未来的规划，王天章满怀信心地宣告：徐水地区将缔造五大辉煌成就，包括培育出体重高达4000斤的巨猪，每亩地产出10万斤的稻谷，单个重量超过100斤的大南瓜，亩产高达25000斤的高粱，以及每亩地产出100万斤的甘薯等丰硕成果。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如果各地各县的粮食都丰收，该如何应对？他最终表示，可以增加食量，每天吃五顿；或者减少粮食种植，将一半时间用于工作，另一半时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从事文化娱乐活动，兴办学校等。
事态发生后，县委迅速对毛主席的倡议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作出决策，扩大细粮的生产规模，将原本计划放甘薯“卫星”的行动调整为放小麦“卫星”。当晚，全县范围内的电话会议随即召开，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宝贵指示。全县三十余万民众为之振奋，欢声雷动，通宵欢庆。各乡镇纷纷立下誓言，承诺小麦亩产将突破两千斤大关，并誓言要让各条战线上放出的“卫星”连成一片，将天上的繁星尽数遮蔽。
在次日的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大跃进大会”上，正式宣布了人民公社的成立。随即，在6月至7月间，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100余个大合作社，于一夜之间再次重组，形成了7个崭新的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均遵循“一大二公”的原则：生产资料实现全面公有制，自留地被取消；社员的生活起居，包括衣、食、住、行，全部由公社负责统筹安排；从出生到入学，孩童的费用都由公社承担；老年人入住幸福院，婴幼儿则进入托儿所，所有人的饮食都集中供应于食堂；生产劳动则按照军队的营连编制进行组织。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与谭震林一同较早地发现了徐水这一被誉为“跃进县”的地方，为最早发现该县的中央领导人）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即中央决定在徐水设立一个迈向共产主义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到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并力争在1963年步入共产主义的崭新阶段。
王天章在结束语中提及，目前仍有众多人士对设立食堂持反对态度，这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多数反对者出身于地主或富农阶层。因此，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广泛的大辩论，并将2000余名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进行思想改造，以此挫败他们的反动情绪。目前，共设立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口中，已有31万人加入其中。然而，近期接连发生了两起投毒事件，导致食堂内500余人中毒。一些富裕农民甚至将水井填埋，将石磨、石碾藏匿，甚至不惜宰杀家禽家畜，甚至耕牛。王天章指出，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它们是阶级斗争在当前阶段的重要体现。
踏入徐水的那一刻，便传来了那鼓舞人心的报告声。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这里将成为我们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试验田，马克思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未来的憧憬让我们的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然而，报告中所提及的高产目标，我们这些农业专家在私下里不禁心生疑虑，我们坚信，只有深入基层，实地观察与了解，才能真正对这些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徐水的现实
安顿好下放大队之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场参观活动，带领大家前往大寺各庄的丰产田。这片田地之丰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不乏“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的景象，“宝塔萝卜”——层层叠土，每层种植一圈萝卜，宛如宝塔；“密植谷子”——密集如韭菜，用竹竿和竹篾搭建支架以防止倒伏，预计亩产可达三万斤。然而，经过深入了解，我们发现这些高产田实际上是通过超常规的施肥量，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常规的量来“制造”出来的，仅作为展示之用。而真正的耕作田地，则远远达不到这样的产量，这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参观大寺各庄的展览室时，我们目睹了一件特别的展品——8月4日，毛主席曾亲自坐过的红木椅子，椅子上还贴有“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温馨提示。此外，我们还瞻仰了毛主席曾经轻抚过的两株棉花，它们被精心地用红布条围起。讲解员介绍，当年这些棉花的身高仅至毛主席的肩部，而现在它们已长到了1.8米之高。这两株棉花确实长得格外高大，我仔细数过，一棵结有七八十个棉桃，另一棵则超过百个，这显然是过量施肥的结果。我趁机钻进了密集的棉田中，发现这里的棉花密密麻麻，几乎无法透风，根部完全不见阳光，虽然株茎高大却显得细弱，竟然没有一株棉桃。当时的我心中不禁想到：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是不是也被误导了？为何只关注了路边的这两棵棉花，而没有走进棉田亲自查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
将生土翻到表面，这样做真的合适吗？而队干部回应道：增加施肥量。然而，当学生们将全村的厕所清理干净，将粪尿一桶桶挑运到地里，与黄土混合后，每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肥料，而且这些肥料还未完全发酵成熟便需投入使用。此外，还要实施密植，播种量是往年的四五倍之多，谁又能预料到明年的收成会如何呢！师生们在田野中彻夜劳作，有些人劳累过度，甚至在干活的间隙中直接在田地里睡着了。我不禁思考：这样的盲目指挥，难道就是所谓的“大跃进”吗？
9月7日，我们聆听了关于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解读。会议精神核心，即继续推进“大跃进”。会议重点内容包括：一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令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在我国，共产主义的实现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二是中央肯定了农业发展的显著成就，然而对于工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决定由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工业工作，并设定了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此举措被喻为“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竟如此显著。我们并未目睹农业发展的辉煌成就，所见唯有那些面积狭小、缺乏推广价值的“丰产”试验田，而广阔的农田依旧沿用最原始的耕作方式，手动捉虫，人力挑粪，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似乎停滞不前，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
王天章报告中的高产数据究竟是如何得来的？我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揭露了这个秘密——产量是通过算盘计算得出的。记得有一次收白薯，队长负责计算产量，发现我们挖出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红薯，称重竟有十几斤。他询问了这亩地插了多少薯秧，得知是4000株。随后，他迅速地拨动算盘：4000乘以20，就这样算出了亩产8万斤的数字。然而，由于过度密植，田间还有大片没有结薯的空行，这些空行并未被纳入他的计算。同样的方法也用于棉花的产量计算。
面对这一现象，我开始对王天章所报信息的真实性产生疑虑。忧虑中，我不禁思考，如此广泛的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严重虚报行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决策者是否仅凭这些虚报的数据，便得出了“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判断呢？
然而，真相被隐匿，虚假的表象在全国蔓延。徐水作为先进的示范，仍旧“大步流星”地前行，且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强有力的支持。8月，毛主席亲临视察之后，9月，中组部长安子文莅临徐水，强调要进一步缩小差距，全面实行供给制。
9月20日，县委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该草案规定实行“十包”制度，涵盖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甚至连洗澡、理发、观赏戏剧等日常所需，也都由公社全面负责。与此同时，粮票制度被废除，人们得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每人获得一张券，可至供销社领取等量的布料。然而，一夜之间，全县的布料库存被一抢而空，晚到者则空手而归。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莅临徐水，他指出：“徐水堪称理论工作者最佳的课堂，大家应当亲身前往，向徐水的人民学习。”紧接着，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亦抵达徐水，特地前往商庄公社，为农业大学的师生们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据后续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58年3月初至10月底，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余名外国人士及3000余个国内单位纷纷派员赴徐水参观，使得徐水的声誉在国内外迅速攀升。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了：“这体现了中国的特色，我们能够率先实现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能率先在一国实现”等，种类繁多。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则一概归因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不足”以及“干部能力不足”等。众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本人）的政治视角，在“共产主义”的迷雾中迷失了方向。
如此炼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钢铁产量目标下达1070万吨的号召之后，徐水县委迅速响应，紧急部署，于县城内迅速建立起众多土高炉，从而拉开了大规模炼钢运动的序幕。
为响应这一核心任务，在10月下旬，农业大学下放大队委派我担任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正当我着手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启程之际，县委的通知再次传来，要求我前往县城参与共产主义教育工作。鉴于炼铁工地同样位于县城，大队决定让我同时承担两项职责。于是，我首先在工地上妥善安排了宣传队的工作，随后即刻前往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该办公室的主管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的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则包括来自高级党校、新华社以及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
针对当时暴露出的问题，许邦仪深刻地指出了徐水工作中的两大问题：指标过高及夸大其词的倾向。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他明确告知我们，对于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方面要给予保护，另一方面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但绝不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发现的问题，必须及时上报，将其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鲜活案例。他下令我们分头行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创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个人情况，他被分配到炼铁工地以及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进行工作。
当日晚间，我重返徐水车站附近的那片工地，眼前景象繁华喧嚣，一座座小高炉排列整齐，工人们大多是健壮的青年。我们的宣传队暂居于指挥部旁的一座大帐篷中，众人或坐或卧，实际上，一天之内，能脱衣安睡的时间不过三四个小时。踏入这充满活力的场所，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徐水虽有不少虚假之象，但民众的干劲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确实是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据调查，最初的状况并非如此，炼铁工地的设立亦历经波折。早在8月，这里的炼铁活动就已启动，但各公社皆将其视为额外负担，不愿派遣健壮的劳动力参与。工地仅有的20余名工人多为女性，甚至有村落派来了十几岁的儿童以充数。工地上仅有一种以平地堆砌而成的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需自备粮食和炊具，居住在树间搭建的简易席棚中，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然而，在9月，随着北戴河会议精神的广泛宣传与贯彻，且听闻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迅速响应，各公社纷纷派出精壮劳力，奔赴县城参加大规模的炼钢铁运动。
工地被划分为数个战区，以公社为单位展开激烈的劳动竞赛。每个战区都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小型高炉，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及焦炭。鉴于缺乏技术人员，我们从外县聘请了几位曾参与炼铁工作的师傅进行指导，并将本县擅长制作农具和马掌的工匠们组织起来。由于小高炉缺乏鼓风机，我们便采用人力拉动风箱来提供风力。
身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我亲历了那个时代“寻”觅废铁的真实情景。某日，我正忙于劳作，一名同学召唤我前去接待一位来自区里的干部，他姓郑。抵达队部后，我目睹了他正对队干部大发雷霆。他声称，县里的小高炉已然建成，而公社的高炉亟待铁质引子，若不及时运送，火炉将被迫熄灭。他责令立刻集结人力，将废铁运至工地，否则将自行承担后果。队干部辩称，居民们送来的废铁已悉数送往工地，家中已无剩余。那名区干部则宣称，今日便让他们见识一番如何“寻觅”废铁。
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
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如今大家都吃食堂，这小锅灶确实是派不上用场了。”话音刚落，他便转身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我跟着他在全村转了一圈，那些所谓的“废铁”已经被装满了数筐。每当他挥锤一击，我的心便不由得一阵紧缩。
多次欲上前制止，队里的干部却轻扯我的衣襟，贴近耳畔低语：“老刘，别再说了，即使说也无济于事，每个村子都是这样做的。听说有个大学教授因提出异议，竟然遭到了批斗。”待各家锅具被砸尽，一称仍不足他那本账上的数字，他转身又欲砸队里的水车。我终究按捺不住，上前劝阻：“水车是生产工具，浇麦时不可或缺，不能砸。”他目光锐利地瞥了我一眼，嘲讽道：“你试试看，来做我的区干部。”我一时语塞。他转向身边的干部说：“砸！”就这样，接连砸坏了三部水车，数目才勉强达标。他下令即刻将“废铁”运往工地，未打招呼便怒气冲冲地赶往下一站“寻找”铁源。
凝视着小高炉旁如山般堆积的“废铁”，我不禁回想起它们的来源，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平静的情绪。我走访了其他村落，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形，发现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而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上级下达的硬性任务和指令所导致的。若基层干部因未能完成铁引子的供应而导致小高炉熄火，他们便要承担政治责任，面临“拔白旗”的处罚，甚至可能遭受批斗。无奈之下，各级干部只得采取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规模掠夺。
获取铁引子可通过“砸”的方式实现，至于焦炭与煤，农户难以觅得，唯有前往钢铁厂寻求。据悉，各战区均秘密派遣人员至本地或邻近县的钢铁厂进行“搜集”或“借用”。起初，土高炉尚有焦炭供应，确实炼制出了少量铁水，此消息传出后，士气大增，村民们纷纷敲锣打鼓，向县委报捷。
我们也及时做宣传报道，进行现场采访，还编了快板书和活报剧在工地巡回表演。我采访了一位50多岁的老中农，他为了多炼铁，两天两夜坚持在高炉旁，说一定要守到铁水流出来。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干，他说：“为了产出更多的铁水，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还有一位复员军人，几日几夜未曾离开炉火，当炉子风口堵塞时，他毅然决然地戴上湿手套，钻进炉内掏除砖块，即便烧伤双手，他也坚持继续工作。
人民的斗志愈发昂扬，然而，中央决策层过于理想化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大炼钢铁的行动所引发的恶劣后果，却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当土高炉在连续流淌了几天的铁水之后，焦炭资源告罄，且再无来源，指挥部于是决定转而使用木柴和煤作为燃料。进入11月份，炉内温度不足，铁水熔化不足，导致铁水无法流出，最终阻塞了炉口。尽管建设者们热情高涨，却依然盲目地向科学挑战，炉长率先以身作则，身着浸透的棉被，勇敢地钻入炙热的炉膛，试图砸碎堵塞的铁块。每砸几下，就得撤离，将炉内凝固的煤铁混合物撬出，各个战区将这种混合物上报。在徐水火车站，这样的奇观堆积如山，却无人知晓这些所谓的“产品”送往钢铁厂将有何用，而这笔“成绩”也将被计入当年的钢铁产量统计中。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对大炼钢铁运动提出“得失并存”的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被指责故意强调“失”以贬低运动的价值。然而，根据我在徐水地区的观察和了解，实际情况更应被描述为“毫无所得”，甚至导致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与损失。那么，这笔账究竟该如何清算呢？
办流动党校，实现“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岗位，我的思想领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无奈。理论书籍中的基础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频频发生碰撞，导致我在表达时时常感到心口不一，甚至无言以对，这其中的苦楚，真是难以言表。
在向许邦仪详细汇报了我在钢铁工地所掌握的资讯之后，他对我指出，当前炼铁工地汇聚了众多来自各公社的领导干部，这无疑正是举办流动党校的绝佳时机。他嘱托我先行在工地尝试举办一两期，积累经验后，再行推广。
重返工地后，我迅速搭建起流动党校，并确立了紧密贴合学员工作和思想实际的教育原则。我先后进行了四次授课，课程涵盖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共产主义的真谛、党的群众路线等重要内容。授课时间选在晚间或劳作间隙，学员则是由各战区选拔出的党员干部。给他们授课实属不易，往往最多讲解十分钟，主持人便需大声呼喊：“嘿，醒醒啦！”毕竟他们一天的辛勤劳作让他们疲惫不堪。然而，当我提及谎报产量、破坏锅具、毁坏水车以及强迫命令等问题时，听众立刻精神振奋，纷纷低声讨论起来。
我抓住时机提出问题，让大家自由发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大家也就敢讲真话，几乎异口同声反映上级定的指标太高，完不成要么“插白旗”，要么撤职，没办法只好谎报，谎报了还有奖励。针对这种情况，我分析说，虽然上级设定的过高指标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但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而非仅顾个人得失。即使虚报产量可以暂获“红旗”，但上级依据虚报的产量分配粮食援助贫困地区时，又该如何应对？如今，我们每日以白薯粥为食，正是虚报数据的严重后果。
众人都认同我的观点，随后又好奇地问：“你说得那么对，那接下来任务如何执行呢？”我鼓起勇气，情绪高涨地回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遇到何种压力，都必须将捍卫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向党组织坦诚直言。无数先烈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我唯有以这一绝对正确的原则作为回应。我深切感受到，在那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浪潮中，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本期流动党校赢得了许邦仪的高度赞誉，他称赞活动独具匠心，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至关重要，其影响深远而持久，并勉励我持续举办。他已着手规划下一期的流动党校课程，主旨在于普及“十关”之道，包括：劳动关、集体观念关、家庭责任关、分配原则关、官为民服务关、等级观念关、生活习惯关、道德修养关、差别对待关、坚定听党号召关。他指出，公社化运动引发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诸多新问题与新矛盾。若不从思想层面加以解决，社会主义事业难以构建，更遑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他着重强调，这“十关”不仅是对农村干部的考验，同样是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的严峻挑战。
我依据这“十关”原则对干部们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调查，并融合个人经验精心准备了党课教材。以“劳动关”为例，我调研了一位杰出女劳模的经历，邀请她亲临课堂，以亲身实践讲解移栽大白菜的技巧，借此阐明“大跃进”运动不仅在于盲目地比拼体力，更在于我们应当善于学习科学知识。至于“集体关”，在调查中我发现，许多干部误以为“一切归公”便是集体化的体现。对此，我进一步阐释了私有观念源于私有制，集体化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私有观念的消除同样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主观上的努力。
“家庭关”的调查和自省最令我难堪，我深感自己远未过关，只要一见当地幼儿园的孩子在泥土地上滚爬，我就想起自己丢在北京的幼儿们。母亲来信不断告急：大儿子误食了蓖麻子导致中毒，二儿子患上了脑膜炎正在医院抢救，小儿子则饱受蛔虫病的折磨。然而，我却在此处硬着头皮宣扬幼儿园能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一位妇女干部直接反驳我的观点，指出许多妇女劳动力并未真正解放，她们大多数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孩子。面对她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实际上，我心里也在质疑：那些呼吁农民过上好日子的领导者们，他们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这难道不是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性和常理吗……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讲座越来越难以进行。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计划，就这样无疾而终。
种种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巨大冲突，使我困惑，也促使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我问什么叫“听党的话”，干部回答：“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指示坚决执行。”我又问：“上级派下高指标，执行就要谎报，这叫听党的话吗？”大家哑然。我说：“实事求是才是对党真正忠诚的表现！”他们的摇头和叹息表达了对这种观点的无奈。在理论和实践相冲突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盲目追随并不是真正的“听党的话”。真正的“听党的话”应当是结合实际，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正误，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因此，我回到学校后，便联络了徐水下放的实践基地，为学生讲授课程，对“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进行了批判，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尽管不久后我便遭到了批判，有人指责我否定徐水的成就体现了“右倾思想”，但我坚信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这对我的后半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8年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