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人已就义，捷报才传：田颂尧冒功恽代英的荒唐戏
“恽代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被我们打死了，是一件大功，应该专案上报。”1933年，国民党军占领通江县城后，田颂尧接到宣传部长的汇报后，二话不说上报给了蒋介石。
一瞥“恽代英”之名，蒋介石心中不禁一惊，随即下令向田颂尧发出急电，责令其详尽汇报有关恽代英被击毙的经过，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凶手所属部队，以及恽代英遇害时的状况、遗体去向，以及相关证件和物证的下落。他要求田颂尧即刻予以回复。
蒋介石为何询问得如此详尽？那是因为在两年前的某个时刻，他已下令将恽代英予以处决……
1930年五月，正处于接头等待中的恽代英，不幸遭遇了一群国民党便衣特务的强行搜查。尽管他坚称自己只是工厂的临时工，名叫王作林，但随身携带的眼镜、钢笔、手表等物品，显然非一般工人所能拥有。加之附近搜出的传单，特务们立刻将恽代英逮捕。
在遭受敌人的残酷刑讯时，恽代英坚称自己不过是工厂的短期雇员，只知道辛勤劳作、谋生糊口，对其他一切一无所知。面对此状，敌人无奈，只得将恽代英视作普通政治犯对待，最终判处他五年监禁。
得知恽代英被捕的消息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展开营救行动。在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积极奔走下，关于恽代英提前获释的可能性逐渐明朗，党组织亦已通知恽代英做好出狱的各项准备。
纵然天意难测，世事无常，不幸之事终究降临。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竟背信弃义，不仅出卖了武汉地区的地下交通网络，导致整个机关遭受毁灭性打击，更诬陷被国民党逮捕的王作林为恽代英。
听闻此事，蒋介石立刻派遣王震南前往进行劝降，并特别叮嘱他携带一张恽代英早年于黄埔军校授课时的留影。
在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亲自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到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恽代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和教育家。
1923年，恽代英应召赴上海大学授课，继后更肩负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重任。那一段日子里，他白天投身于课堂教学，夜晚则笔耕不辍，编撰杂志，有时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无暇顾及。在恽代英的文稿与演讲的感召下，众多青年投身于革命的行列。
自国共两党实现首次携手之后，恽代英便投身于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担纲宣传部秘书一职，并着手编辑《新建设》月刊。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统一战线、反共的行径进行了有力抨击，并对戴季陶主义的反共立场给予了坚决反驳。
1926年，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成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接受党的派遣，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一职。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期间，他积极凝聚国民党左派力量，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对抗，因而被蒋介石视为“黄埔四凶”中的一员。
蒋介石亦深知恽代英之才，其在国共两党间享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心生拉拢之意，欲将其纳入麾下。彼时生活颇为困苦，蒋介石每日饮食，均有人另备一份，专程送至恽代英处。恽代英洞悉蒋介石的意图，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继此之后，恽代英受命赴武汉，就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一职。南昌起义爆发，他率领部队南征，始终身先士卒，与战士们赤脚徒步同行，并将组织分配给自己的马匹慷慨地让给了那些急需的同志。
恽代英的榜样在部队中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那些原本因环境艰辛而纷纷抱怨的战士，在他的引领下，再无人诉苦。
尽管恽代英向来对蒋介石持反对态度，然而当蒋介石听闻他落网的消息后，仍怀揣着一丝侥幸，企图将他收归己方旗下。
“哎呀，先生，真是久仰了！未曾想您在此处受尽艰辛，实在令人深感愧疚，实在抱歉！”王震南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步入关押恽代英的囚室，装作惊愕地言道，同时示意看守长为恽代英卸下镣铐。
恽代英察觉到对方意图不善，并未多言，只是冷静地凝视着王震南。王震南从携带的皮夹中取出一幅照片：“先生，您认得此人吗？”恽代英迅速瞥了一眼照片中的人物，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被识破，于是坦白地自报家门：“我就是恽代英。”
见恽代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王震南开始劝导恽代英“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说“共产党在中国已经穷途末路”，云云。
“实则，你们才是真正陷入绝境，而非我们！”恽代英不等王震南的话语落下，便猛然放声大笑：“瞧那闽赣飘扬的红旗，倾听大别山上传来的号角声，蒋介石的覆灭之刻，已近在咫尺！”
蒋介石劝降恽代英失败，思考了一夜后，下达了对恽代英立即执行死刑的手谕。他惧怕恽代英手中的那支笔，那可是比十万、百万大军还要厉害，如果放虎归山，不知道多少青年会紧随其后信仰共产党。
为了避免恽代英出现在刑场引起太大影响，蒋介石要求在监狱对恽代英就地处决。在监狱中的一块菜地旁，面对刽子手的枪口，恽代英痛骂着蒋介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31年，恽代英英勇献身，那么在两年后田颂尧所击毙的所谓恽代英，究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面对蒋介石的屡次追问，田颂尧终于揭露了真相。
原本，在恽代英英勇就义之际，红军为缅怀其精神，便将通江县城内的一条街道命名为“恽代英街”。田颂尧部进驻通江县城后，其下属向田颂尧发送电报，称红军已将县城内各街巷名称悉数更改为已逝红军战士的名字，并建议将此等街名更改为纪念田颂尧部阵亡军官的名称。
田颂尧对这提议颇为赞赏，随即指令军部宣传处负责落实。宣传处长在审阅报告时发现恽代英的名字，误以为其已不幸丧命，遂即刻向田颂尧作了紧急报告。田颂尧未加核实便将此事上报给了蒋介石，最终引发了一场令人尴尬的误会。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策略，源于红军入川时兵力不足，因而屡获战果，蒋介石对其赞誉有加，并指令他将剿匪过程中运用的战略战术归纳总结，上报以供交流，同时默许他以“急需剿匪军费”为由，在其所辖区域内的各县域征收军费。然而，田颂尧的轻率之举与不实之词，最终导致蒋介石对他彻底丧失了信任。
1935年，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当时由田颂尧所负责的数千里防线，因兵力分散、防御薄弱，未能有效抵御红军的迅猛攻势，致使防线迅速被突破。田颂尧所部由此陷入溃败，各地防线亦纷纷失守。
战败之局已定，田颂尧企图以自请罪责之姿，寻求减轻罪责之道，并已拟就了对部下的惩处方案，预备上报蒋介石。不料，蒋介石却借此良机，以“防守疏漏、战事无力、贻误地方”等罪名，对田颂尧进行撤职并展开查办，进而直接将其军队纳入己方编制。
田颂尧曾密谋暗中加强势力，然而终遭卸任，他倾力经营数十年的第二十九军亦随之分崩离析。此后，田颂尧隐居于成都，于1936年被授予军事参议院参议一职，实则徒有虚名。蒋介石撤换田颂尧之举，不仅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影响力，更有力地支持了刘湘统一川省政事，可谓是“一石二鸟”，就此结束了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即将破晓之际，田颂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不随蒋介石的脚步逃往台湾，而是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志同道合者一同在彭县发动起义，站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一勇敢的选择，也为他的人生轨迹划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