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听黄宗汉讲述，康生秘书的琐碎记忆
阎长贵
黄宗汉曾担任康生的秘书，在康生麾下辛勤工作长达十余载，亲身参与了康生主导撰写与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的过程，并亲眼见证了康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康生离世后，得益于他生前的赏识，黄宗汉被委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的重任。
他与康生的交往颇为深厚，自是深知其人。然而，即便是对康生的了解，他亦未能留下全面而深刻的回忆，至于对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的详尽回顾，更是未曾有过。
这实乃令人扼腕叹息、难以挽回的遗憾。与之相仿，还有一位名叫李鑫的人，他在康生身边担任秘书的时间甚至更长。然而，在康生离世后，李鑫成为了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传闻中，他更是首位向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之人。不幸的是，他比黄宗汉更早离世，未能留下任何关于康生的回忆记录。
自不待言，若缺失李鑫、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对于全面（涵盖正面与负面）的认识与理解康生，无疑造成了极大的不利。遗憾的是，在李鑫、黄宗汉生前，竟无人着手进行此类“抢救”工作，更无人提及此事，这无疑是一大遗憾，亦是一深刻教训。
中华民族历来以其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对历史的敬重享誉全球。然而，在当今时代，却有人竭力引导人们忘却历史及其真实面貌，这一现象实令人费解。试问，我们现今所编纂的党史和国史著作，是否能够与司马迁的《史记》或是班固的《汉书》相提并论？
《史记》问世至今已有两千余载，其间鲜少有人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常言，“借鉴历史以育人才”，“让历史启迪未来”。然而，若失去了“信史”作为基础，我们又怎能实现“借鉴历史以育人才”，又如何能够“启迪未来”呢？
言归正传，让我们聚焦主题。黄宗汉并未留下关于康生较为全面的回忆录，然而在“文革”结束后，我与他的交流中，他还是提及了康生的一些事迹。尽管这些描述不够全面和系统，但对于我们了解康生这位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而言，仍不失为宝贵的信息。鉴于此，我不敢自诩，还是斗胆撰写了这篇短文。
一、
我在1967年至1968年间担任江青秘书时结识了黄宗汉，鉴于我们均为小知识分子，且均身处负责人麾下从事类似职务，结识后彼此感到十分投缘，近乎无话不谈，友情日益深厚。在文革动荡之际，黄宗汉相较我而言显得更为幸运，他一直深受康生赏识与重用，而我则仅因江青的一时误判，被诬指为“坐探”，不幸被捕入狱，遭受囚禁之苦。
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多次重逢，畅谈往事。他时常关切地询问我经济状况，并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我对此深感感激。2001年3月22日，我与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同前往国防大学探望他。他在康生被揭露批判后，得益于某位大人物的关照，仅仅被降职为国防大学教师。苏双碧先生与他是福建同乡。在会面交谈中，他谈及了康生与中央某些人物的关系，我感到这些内容极为重要。于是，我回家后进行了追记，并对此进行了整理，现将其公之于众。
1.康生并未察觉，《五一六通知》所指的“潜伏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实为刘少奇。1966年5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颁布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与戚本禹、张春桥等人一同，竟未意识到这份《通知》所揭露的“身边赫鲁晓夫式人物”正是刘少奇。
在本次会议的发言中，他亦向刘少奇同志进行了自我反省。他坦言：“在王明路线期间，我曾犯下了错误。那时，职工国际曾发布一份文件，指责少奇同志持有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对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中的观点进行了抨击，甚至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
此事非他人之过，唯有自责思想之误，未能洞察少奇同志在白区所坚持的乃毛主席路线之真谛。”（摘自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外，我在延安曾向你进行过自我批评，今日我依旧愿意向你道歉，未来亦将如此。我绝不像某些人，昔时虽曾反对你，甚至取代了你的位置，却未曾进行过任何反省。（总理插话：说的正是××！）
康 生
2.康生与邓小平间关系亲密。据黄宗汉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曾一度遭受冷遇，然而他得以重新崛起，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提携以及邓小平的支持。进入60年代，邓小平与康生携手共同负责领导“反修”运动。
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经历的书本中，对于邓在1973年从江西返回北京后拜访不同人物的情形，着墨颇多，但关于拜访康生的事迹却只字未提。——笔者）
康生离世之际，其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两顶桂冠，是由邓主持确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公开发言，提及康生的错误严重，呼吁中央对其进行批判。然而，邓并不赞同这一观点。邓复出后，其顾问团中就包括了李鑫（前文已提及，他曾为康生秘书）；有人企图整肃李鑫，邓力保其位，确保他得以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由于工作不多，李鑫转任经济所副所长。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此外，需补充一述，自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之后，毛泽东委派林彪负责主持政治局生活会议，并对刘少奇展开批评。随后，林彪与江青联手，将主要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邓小平，甚至将邓小平定性为敌我矛盾。邓小平因此感到难以继续工作，遂提出将自己自八届十一中全会起负责的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的工作交接给“康老”——这或许也是一项能够佐证邓小平与康生之间关系较为融洽的事实。
3.康生与周恩来关系深厚。自康生病榻之上，周恩来屡次亲临探望，提及他们同属1898年出生，又曾在上海共事于“特科”，如今仅存三人之余（周、康、陈云）。康生先于周恩来辞世，相隔仅23日（1975年12月16日），然而这一噩耗并未告知周恩来（因彼时他正卧病在床）。在生命垂危之际，周恩来向医生吴阶平吐露心声：“我的事已经了结，你去看看康老吧！”如今，书籍中提及此事，皆避谈康生之名，而以更温婉之语道：“去照顾那些更需要你的人吧！”
4.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黄宗汉说，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黄说，有一天夜里，李讷敲他的门，说找康 老，要告江青的状。笔者补充一点。
七八年前，当我着手撰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时，记录了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于江青的赞誉之词。然而，我未能找到康生对江青的类似评价。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关锋亲口告知我的。
1967年2月10日，针对毛泽东同志对陶铸同志被打倒所采用的方式与程序——笔者特此强调——的不满，他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同志，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这次会议自是应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亲自主持。
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须得指出的是，相较于康生与陈伯达，江青对康生的态度显得尤为尊重。我曾目睹江青以“三娘教子”般的严肃态度斥责陈伯达，然而，对于康生，她却从未如此严厉。无论是总理还是普通职员，在称呼江青时，皆尊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常直呼其名。这或许源于延安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推断康生对江青缺乏尊重（或者说，并不惧怕江青）。
康生在公开场合的言辞中，对江青同志的尊称已非寻常，甚至在他亲笔给江青的信件中，竟敢署上“呈江青同志亲启”的字样。这种称呼上的转变，无疑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与深刻思考。
5. 康生是紧跟毛的。在政治上，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在对待子女上，他也像毛一样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前妻的女儿当工人，生活很困难。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济南调浙江，他不同意。他收集很多文物，如砚台、字画等，临死前，问他怎么办，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他说：不，通通交公。存款8000元也不给子女。
二、
在黄宗汉先生府上，我与苏双碧先生一同目睹了一幕。便是那府墙之上，悬挂着数幅精心装裱的墨宝。依我之忆，其中不乏叶飞、李德生、吴阶平等大家之作。这些墨宝的内容，均为对黄宗汉先生的赞誉之词——具体内容当时未曾记录，至今亦无深刻印象。
当时，我向黄宗汉询问这些字迹的由来。他娓娓道来：“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落幕之后，康生执掌了党的组织与宣传两大权力，然而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连书写都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如此，一些事务仍需他作出表态并签署姓名。通常情况下，我起草文件，康生签名——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解救了一些人，亦或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工作中的种种难题。”
有人以文字表达其感激之情。我此举不过是借助他人的庇护，求得一丝清凉。另外，也有人是出于友好之意。情形大致如此。我与苏双碧先生共同赞叹道：“你这是在行善积德啊！”
2012年12月，北京东城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