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1975年末次特赦，周总理为何提前告知黄维？原因不简单
1975年最后一次大赦前，周总理为何会提前告知黄维？其实道理很简单。
1975年初，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还有一些战犯，已经关押二十多年，还关着干嘛。把他们释放了，就可以自由来去。”公安部立即统筹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部门，开始了对在押战犯的详细调查工作。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而且是要把所有关押的战犯都放出来，所以周总理非常重视这件事。在看过公安部送来的报告后，周总理立刻指示：要把所有在押战犯的姓名、年龄、老家在哪里、原来的工作、被抓的时间、改造期间的表现，还有身体状况等信息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四届人大会讨论研究时就能用得上。
同时，周总理还要求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等相关部门，与公安部密切合作，确保各项工作不出错。不久后，周总理看到了公安部提供的全部战犯名单。他又指示公安部尽快按照战犯被捕前的职务和级别，将名单分门别类，并上报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批。当时，因为特赦工作还在准备阶段，所以那些战犯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新生。
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公安部转来的一份报告。打开一看，发现这封信来自辽宁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信中详细描述了一个叫黄维的战犯的现状——因为永动机实验失败，黄维心情极度低落，导致心脏病再次发作，病情严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管理所决定将黄维送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由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看护治疗。
周总理看了文件后，立刻同意并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定要尽全力救黄维。接着，周总理想了想，又批示道：“提前告诉黄维特赦的消息，但一定要保密，只让他一个人知道。这样应该能帮助他配合治疗，加快心脏病的康复。”
黄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周总理对他特别关照，甚至提前把特赦的消息告诉黄维呢？周总理和黄维，还有黄维的家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厚情谊呢？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黄维，1904年出生在江西贵溪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年轻时曾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后来决定投身军旅，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后，黄维开始了长达24年的军事生涯，参与了北伐战争、中原地区的军阀混战、全面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他是国民党将领陈诚手下“土木系”的一员。
在成为战俘之前，黄维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官。1948年11月，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为了增强徐州的防御力量，蒋介石紧急调遣原本属于国民党华中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让他们长途跋涉赶往淮海战场参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还没到达徐州，就被中原野战军围困在了双堆集地区。
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支持下，对陷入重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发起了猛烈攻击。到了1948年12月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的10万人全军覆没，黄维本人也在伪装逃跑时被中原野战军俘虏。从那时起，黄维开始了长达27年的改造生涯。
黄维的转变之路十分曲折漫长，这跟他倔强的性格密切相关。一开始，黄维和其他高级战俘如杜聿明、宋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功德林。然而，跟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一样，黄维对改造一直抱有反感。他认为自己只是打仗输了，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改造。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总是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既不认真遵守规定，也不好好参加学习，还经常嘲笑那些态度积极的从前同事。因为这些行为，黄维很快就成了管理所里的“刺头”和“特别分子”。后来，黄维干脆开始自己找乐子，整天沉迷于研究一种违背物理规律的“永动机”。
黄维对永动机的研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被俘虏后，很快被送到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井陉农村接受训练。一天，黄维看到当地农民用辘轳打井水，看着看着，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想法——重力无处不在，如果能将重力转化为动力，那不就可以让机器永远运转了吗？
没过多久，黄维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从那时起，他开始专心研究永动机。一开始，黄维向管理所提出希望得到研究永动机的支持，但这个请求很快就被拒绝了。众所周知，永动机违背了物理法则，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和他一起关押的前同事也反对他的研究，认为这是他抗拒改造的一种表现。
但是，坚持己见的黄维并没有就此放弃。他自认为与众不同，坚信自己能够成功研发出永动机。有一次，和平将军张治中来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那些被关押的战犯，希望鼓励他们改过自新，争取早日重新做人。然而，黄维却借机向张治中透露了自己研究永动机的想法，并请求张治中将自己写的关于研究永动机的申请报告转交给相关部门。
张治中接过黄维的申请，沉默片刻后叹了口气离开。没过多久，黄维在管理所里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手写信，信里说道：“永动机已经被科学证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个研究没有价值。”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回复可能会让他们灰心放弃。但黄维是个固执的人，他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继续坚持要求研究永动机。
后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自从黄维沉迷于研究永动机后，他变得听话多了，不再说那些奇怪的话，还主动写起了思想汇报。尽管他们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还是向上级请示是否可以允许黄维继续研究。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指示战犯管理所为黄维提供实验室，并特意安排了曾指挥过装甲部队、对机械有研究的杜聿明等人来协助他。
周总理为什么允许黄维研究永动机，还如此关心甚至纵容他呢？有人认为，黄维、杜聿明等人都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而周总理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可以算作他们的老师。老师关心学生是很正常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总理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要达成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需要准确分析和灵活应对各种矛盾，继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要削弱对手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那些曾经的战犯，虽然过去是敌人，但如果经过改造和教育，他们也可以成为支持祖国统一事业的朋友。
周总理曾经多次对改造战犯的工作提出指示。他曾表示：“对待这些战犯，我们要确保一个不逃，同时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此外，周总理还特别关注战犯的生活待遇，曾指示：“要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吃到细粮，三餐要有所区分，根据他们的军衔不同，提供小灶、中灶和大灶三种不同的伙食标准。”
根据周总理的指导，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一直秉持“改造人、造就人”的方针，实施体现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措施：首先，确保每个人的人格不受侵犯，严禁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暴力；其次，保证生活条件，物资供应达到普通市民的水平；最后，保障健康，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确保疾病得到及时治疗。
从保护身体健康的方面来看，黄维在被俘前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和颈部淋巴结核等多种疾病。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他的腹膜炎病情突然加重，导致腹部出现浮肿和积水。那时，黄维的情况非常危急，急需注射链霉素、强心剂和葡萄糖，并进行手术治疗。这可怎么办呢？
很快，周总理得知了黄维生病的消息，马上安排用国家宝贵的外汇，不惜花大价钱买进口特效药来治疗黄维。他还让北京各大医院派出顶尖医生组成医疗团队，专门负责黄维的治疗，全力挽救他的生命。在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黄维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保住了性命。
黄维后来回忆说，当时治病真是费了不少劲。那时候治疗肺结核的药，比如链霉素和青霉素，国内自己造不出来，只能从苏联进口。但苏联的链霉素效果一般，而英美两国虽然有好药，却对大陆实行封锁。因此，他治病用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部门，专门派人去香港、澳门买回来的。
其实，除了黄维，杜聿明、康泽、文强，还有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也都得过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重病，跟黄维一样，他们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俗话说得好，就算是石头，也有被捂热的时候，人心就更不用说了。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还有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耐心教导，黄维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虽然有时候还是会钻牛角尖，但比起以前，已经好很多了。
1968年4月，黄维被送到了辽宁抚顺的一个特别监狱。在那里，他度过了整整七年，直到1975年3月才被特赦释放。这个监狱位于抚顺市顺城区高尔山脚下，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周总理亲笔题写的，另一块则写着“抚顺战犯监狱”。自从到了这里以后，黄维依然对他的永动机念念不忘，希望能继续研究下去。
后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仔细考虑，决定通过研究永动机来帮助黄维彻底转变思想。为此，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仅调集了多名技术人员，还专门申请了经费，为黄维组建了一个科研小组。他们不断鼓励黄维：“如果成功了，那将是人类的一大贡献。不要有顾虑，继续研究，我们希望你能成功。”
抚顺战犯管理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让黄维非常感动，于是他开始积极配合改造了。然而，黄维的永动机试验屡试屡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只好一边不停地安慰黄维，一边劝阻那些嘲笑黄维的人，不要胡说八道。这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感化，让黄维彻底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他的耐心、理解和尊重，于是他开始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和反省。
1975年初，新中国正在推进第七次特赦工作。这时，黄维的永动机试验又失败了，这对黄维打击很大。他研究永动机已经20多年了，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次研究失败后，71岁的黄维身体垮了，缺血性心脏病复发，病情非常危急，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如果病情不及时治疗，黄维可能就等不到特赦的日子了。
怎么办呢？为了救黄维的命，抚顺战犯管理所赶紧向上汇报，准备把他送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级病房治疗。很快，这份报告就递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情景——周总理不仅批准了这个请求，还特意指示：“要提前告诉黄维特赦的消息，但一定要保密，只能让他一个人知道。这样或许能帮助他更好地配合治疗，加快心脏病的恢复。”
可以想象，黄维得知即将特赦的消息后，他的反应会怎样。自从1948年12月在战场上被俘虏后，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已经待了整整27年，从40多岁的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时，黄维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有重获新生的一天。想到自己就要迎来新生，黄维顿时感到神清气爽，把研究永动机失败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这就是周总理的高明之处，对于病情严重、命悬一线的黄维来说，特赦的消息是最好的慰藉，就像给他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之后，在医院的悉心照料下，黄维的病情逐渐好转，平安出院，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着早已期盼的特赦时刻的到来。
1975年3月19日，清晨6点30分，黄维和他的百十名老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其实，在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就已经知道要特赦的消息了。黄维得意地对其他人说：“你们现在才知道，我可是早就知道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战犯们知道了特赦的消息，但他们并不知道是全部特赦，因此他们的心情还是很焦虑的，每个人都在想自己会不会在特赦名单里。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当广播里传出这句话时，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根据当年管教干部刘家常的回忆，包括黄维在内的战犯们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则泪流满面。
1975年3月23日，黄维和其他大约300名被特赦的人一起，在北京饭店相聚。在这里，黄维见到了久别的妻子蔡若曙和女儿黄敏南。在欢迎宴会上，作为首批被特赦人员的代表，黄维读了一封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谢信。读信时，黄维的声音有些颤抖，内心十分激动，多次用手掩面拭泪。
后来，黄维和一些民主人士一同去了陕西、河南等地游玩，亲眼见到了新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听说了一个事情：当年他的女儿黄敏南高考成绩非常好，但因为他的缘故，复旦大学起初不敢录取她。后来还是周总理出面帮忙，黄敏南才得以进入复旦大学学习。
黄维非常感动，他想起了周总理以前对自己和家人的种种关心。当时，周总理的身体不太好，但他还是坚持参加了国宴。国宴结束后，周总理邀请了包括黄维在内的特赦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尽管身体不好，周总理还是亲自出席了宴会，和这批特赦人员见了面。每当回想起这一幕，黄维总是说：“周总理真是天地正气，古今完人。那是我一生中最感动的日子，直到今天还让我难以忘怀。”
没过多久，黄维被任命为一个新的职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这个职位以前并不存在，是周总理创造出来的，主要是为了给那些被特赦的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在晚年继续发光发热。许多被特赦的人都曾担任过这个职位，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甚至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成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8岁。听到这个消息，黄维感到极度悲伤，他参加了多个追悼活动，表达对周总理的深深感激和敬意。也许，周总理生前的种种情景不断在黄维的心中闪现——他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关心和帮助，这份恩情如同大海般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