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作战,七名战士掉队遭百敌围困,班长果断决策扭转危局!
1979年2月,越南北部一片雾气蒙蒙。深山老林里,夜色和浓雾裹住了一切。
这时候,一支执行穿插任务的部队被打散了。
七名来自不同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各自带伤、弹药所剩无几,就这样在敌人后方80公里的陌生山谷里相遇了。
他们全都来自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都是在执行任务途中掉队的。
带头的,是8连班长陈书利。
这支临时凑起来的小队里,有机枪手,有步兵,还有几个原本是炮兵——手里连枪都没有。
更艰难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伤,弹药少得可怜:整个小组只有三把枪、几百发子弹和不到二十颗手榴弹。
而他们四周,是成百上千正在搜山的越南士兵。
投降吗?这个选择最简单,但他们从没想过。
躲起来?在敌人的地盘上躲藏,等于等死。
陈书利,这个临时被大家认作指挥的班长,做出了第一个决定:不仅要活,还要打出去!
就这样,一支由散兵组成的临时班,在这条死亡峡谷中成立了。
活下去的第一步,是找个能防守的地方。
他们发现了几间越南农民扔下的旧仓库。
这仓库是竹子和泥糊的,墙薄得连子弹都挡不住,看上去简直是个死亡陷阱。
但就在这里面,他们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宝藏”——堆成小山一样的化肥袋。
没有沙包,没有建材,这些化肥袋成了唯一的依靠。
大家没犹豫,立刻动手,把一袋又一袋沉甸甸的化肥垒起来,在竹屋内搭起了简易掩体。
这个决定,看似是被逼无奈,其实充满了绝境中的智慧。
原本不堪一击的民房,一下子变成了可攻可守的临时堡垒。
这些化肥袋掩体虽然简陋,却为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反应时间,也为之后的奇迹做了铺垫。
战斗很快打响了。
越军仗着人多火力强,发动一波又一波强攻。
一开始,敌人可能还想抓活的,并没有用上重火力。
这就给了七位战士一点喘息的机会。
陈书利指挥沉着,安排枪法好的负责射击,伤员负责观察和传递弹药。
每一颗子弹都省着用,每一枪都争取放到一个敌人。
他们硬是顶住了对方八次进攻。
但奇迹,不是没有代价的。
弹药飞快消耗,伤势也越来越重。
越军终于失去耐心,拉来了迫击炮,开始轰炸仓库!
炮弹一颗接一颗落下,爆炸声快把耳朵震聋,仓库眼看就要塌了。
弹药快打光,人人也伤疲交加,谁都明白:下一波,恐怕守不住了。
生死一刻,陈书利做出了一个足以写进战史的决定——装死。
他压低声音通知所有人:停止开枪,全部躺下。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越军会不会上当。
在经过长时间猛攻和炮击之后,对方指挥官很可能判断:这支小部队已经被全灭。
但这个战术要求每个人绝对服从、一动不动。
只要有一个人提前暴露,全队就完了。
炮声停了,战场忽然安静得可怕。
越军果然上当了。
他们以为中国士兵全都炸死了,就放松警惕,大摇大摆走上来三个人,想要检查战果。
戏剧性的一刻发生了:战士陈武贤手握空枪半跪在地,像是吓傻了一样。
越军尖兵刚走到他面前,他猛地跳起来,一枪托砸翻对方!
同时,原本“死了”的陈书利和其他人瞬间跃起。
陈书利一把捡起敌人掉落的AK步枪,朝着后面的越军猛烈扫射。
这突如其来、仿佛从地狱复活的袭击,彻底击垮了越军的心理。
他们根本想不到“尸体”居然还能反击!
走在最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后面的慌乱溃逃。
这场“装死反击”,用最小代价换来了最大胜利,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突围的机会。
打退这波进攻后,陈书利清楚:敌人一定会反扑,这里不能再待了。
他做出第三个关键决定:分散突围。
关于他们怎么突围的,后来有不同说法,但每个版本都充满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情义。
一个流传很广的版本说,陈书利坚持自己断后,让其他六人分成两组先撤。
他朝相反方向边打边走,主动开枪吸引敌人主力,帮战友安全撤离。
另一个更详细的说法是,他们趁夜分成三路:
陈武贤、韦程儒带着伤员熊武俊一路;
胡清祥背着腿部中弹行动不便的马占社一路;
陈书利自己带着黄志荣往南走。
归途异常艰难。
据战后回忆,黄志荣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上,幸好被我军巡逻队发现救回。
陈书利在掩护战友后,一个人躲进山洞,靠吃树叶、舔岩壁渗水熬过几天,最后成功找到部队。
胡清祥和马占社一度迷路,用最后几枚手榴弹炸死追兵,互相搀扶着走出丛林。
不管哪个版本,结局都是令人震撼的:
除了最早在侦察中牺牲的李胜华,这个七人小组的所有成员——在与主力失联五天五夜、被敌人重兵围困之后,全部顺利归队!
这场仗,他们打出了惊人的成绩。
综合各方记录,这七名战士在陈书利指挥下,共击毙数十名敌人。
光是陈书利自己,就消灭了二十人;陈武贤也击毙了十九人。
他们的故事很快传遍全军。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陈书利“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陈武贤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其余战士也分别立下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
这段传奇并没有随时间被遗忘。
后来,有人把他们的事迹编成连环画《威震峡谷七勇士》,在全国发行。
这本书激励了无数人。
“威震峡谷七勇士”,从此成为这段战争传奇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