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红军史上唯一的女将领——张琴秋
革命时期,并不乏女人的身影,出了许多女中豪杰,做出了很多不凡成就,有不少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诸如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刘英、曾志等等。
不过上述几位在革命年代,都没领过兵、打过仗,只是从事过一些纪要、秘书以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实职。
就连我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虽在19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但她也是长期在政治部门工作。
有人说了,那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呢?
林月琴担任过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是搞一些支前运输工作,只是营级干部,况且在1955年授衔时也只授了大校,还到不了高级干部与红军女将领的行列。
只有一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将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张琴秋。
张琴秋在四方面军带过妇女独立团,她任团长兼政委,是正儿八经地领过军,打过仗的。她还真有战例为证,当时还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
那是在1933年,川军一个团包围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时,总医院只有500名妇女赤卫营,都是地方上的妇女同志,很多人还绑着小脚,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这时候,张琴秋超人的胆识就体现出来了。她带着500名妇女,将敌军先是引诱到了一个峡谷里,然后对川军的士兵们开始了宣传,进行了一段穷苦教育。
川军士兵们从来都是扛起枪就打,哪儿见过这种阵势?所以都好奇地听听她们都在说什么。
要知道,这些士兵们大多都是被抓的壮丁,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一听这些妇女的谈话,就像是自己的母亲、姐姐在跟他们说话,渐渐地都在心里起了变化。
川军的团长一看,这还了得?还没等打呢,就被人家给策反了?于是就拔出枪,先把几个带头的士兵给打死了。
团长本来以为这样能让大家清醒过来,却不料反而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冲上去就把他打死了。
这时候,张琴秋率领500妇女威风凛凛地冲了进来,将全团轻松地缴了械。
事后,连国民党的报纸《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这个轶事,称作“五百农妇缴一团”。
张琴秋的红军女将领头衔也是经过了后世官方的认证。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她是唯一女性;《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她是红军唯一女将领。
然而,独立团团长也并不是张琴秋在红军时代的最高任职,她最高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妥妥的方面军领导,那时的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等一众将领也都算她的部下。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
张琴秋的革命生涯缘于她在上小学时结识了茅盾夫人孔德沚。后来到了上海爱国女校读书期间,她经常去找孔德沚,于是结识了茅盾,顺带也就认识了茅盾的弟弟沈泽民。
茅盾早在1921年初便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沈泽民也在哥哥的介绍下,于1921年四月也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二人都于1921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兄弟二人是我党的元老与先驱。
在这样的氛围下,张琴秋也投入了革命事业,她于1924年也入了党,成为我党第一代女党员。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后来夫妻二人都去了莫斯科中央大学留学,与我们上文《谈谈陈昌浩》中的主人公陈昌浩、杨尚昆、博古等人成为了同学,也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期间,张琴秋还生下了女儿张玛娅。
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沈泽民也被选为了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上文说了,张国焘与陈昌浩是1931年4月去的鄂豫皖,其实早在上个月,沈泽民夫妇便先去一步。起初,沈泽民是去赴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一职的。
但沈去了还未正式上任,张国焘便自告奋勇申请要去鄂豫皖,于是这一职务便给了张国焘,沈泽民改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兼分局常委,属于党内二把手。
张琴秋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校长是名将蔡申熙(兼)。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显得英姿飒爽。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当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西征时,丈夫沈泽民留了下来(1933年11月病逝)。而时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的张琴秋随队出征。
在行至小河口时,我们在上文也讲到了,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干部因不满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并对其西征转战策略也有疑虑,秘密酝酿派人到中央去揭发张国焘。
大伙儿委托张琴秋去争取陈昌浩,因为二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但陈昌浩认为还是内部解决比较好,在他的建议下,在小河口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暂时缓解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关系,使部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琴秋也在这次会议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
不过,这也只是张国焘的暂时妥协,等部队稳定下来了,川陕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便开始秋后算账,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被降职为红江县委书记。
后来张琴秋又先后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一系列军职。
最能说明张琴秋地位的是,红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成立了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张琴秋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员。
正是在这个时期,张琴秋与陈昌浩结为了夫妻。
红军长征结束后,张琴秋也随着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西征,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期间在一次马家军的追杀途中,张琴秋分娩生子,因情况紧急,只得把刚生下来的孩子扔在了冰天雪地中。
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随队伍突围时不幸被捕,刚开始身份还隐藏得很好,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不久被人告发,被押送到了南京。国共合作抗日后,经周恩来交涉营救出狱回了延安。
张琴秋从此也离开了军队。她先后任青年训练班生活指导处主任,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
而丈夫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先是回了老家,后返回延安,担任了宣传科长兼教员。不久便带着二儿子陈祖涛去了苏联。
陈昌浩前脚刚走没几天,他武汉的元配妻子刘秀贞就带着长子陈祖泽抵达延安。母子二人受到张琴秋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刘秀贞在路上已提前得知陈昌浩已另有婚配,当她与张琴秋首次见面时觉得极其尴尬。
但张琴秋以对待家人式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感染了她,双方逐步发展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姐妹。
第一次见到陈祖泽,张琴秋摸着他的小脑袋,极自然极亲切地说:“这就是柏生(小名)吧!”一下子就拉进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这句包含母爱般的问候,总是让陈祖泽久久回味,始终难以忘怀。
前期小儿子陈祖涛刚来延安时,也得到过张琴秋的呵护与关爱,后来他也曾深情地回忆道:她视我为己出,我一辈子都记得她对我的大恩大德。
在张琴秋帮助下,小脚女人刘秀贞很快就适应延安军事化管理生活,并且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八路军一员。陈祖泽也在张琴秋安排下,顺利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
尽管后来因为陈昌浩长期滞留苏联,他与张琴秋的婚姻经组织批准被迫解体,两人又分别再婚,但张琴秋与刘秀贞两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一直长期保持,恒久弥坚。
建国后,刘秀贞被安排在武汉工作,只要有人向她提到张琴秋,她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充满无限敬意。
陈昌浩离开延安4年后,经组织批准,张琴秋与四方面军老战友、原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
结婚时,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老战友们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1952年,当陈昌浩归国后,在徐向前为他在寓所摆宴接风时,张琴秋也来了,陈昌浩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
张琴秋真是对陈昌浩一家仁至义尽。
建国后,苏井观、张琴秋夫妇双双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长:一个在卫生部,一个在纺织工业部。
夫妻两人都是部级领导,这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的。他们相敬相爱,过了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生活。
1955年授衔时,因为张琴秋早已退出了军界而遗憾错过了授衔。
假使她还在军队,红军以后的经历我们不好假设,而单以其早期资历以及红军时代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与其他成就,张琴秋至少是上将,最不济也是中将。
文革时,由于张琴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陈昌浩前妻的身份,尤其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
一次,张琴秋听毛泽东作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革”期间,张琴秋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1968年,张琴秋含冤坠楼而死,1979年平反昭雪,党中央为张琴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