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张春桥：隐藏在“眼镜”与“沉默”背后的未解之谜
01
毛未选为何？
张春桥为接班人
张春桥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首席笔杆子与理论先锋。
自1964年着手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张春桥先生的笔下涌现了众多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与文章，这些作品或由他亲自执笔，或经他关键性的修订。例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以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均位列其中。
即便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亦是由张负责起草并加以修订。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经毛泽东决定，转交张春桥和姚文元共同起草。至于中共十大报告，亦是由张春桥主导完成。
1967年2月，张春桥与姚文元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这一理论，并于11月将其精炼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论述。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全面专政论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时期的代表性理论。鉴于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的追随者将“张春桥思想”誉为“第四个里程碑”，并非毫无根据。
值得关注的是，在文革期间，我们未曾目睹毛泽东对张春桥进行过较为严厉的指责。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新晋的文革新贵有所区别，他拥有抗战前投身革命的丰富经验。作为从延安走出的资深老干部，他的仕途生涯始于基层，逐步攀升。他曾担任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以及《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此外，他还曾任职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要职。
出生于1917年的他，在文革期间年约五十，与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相比，年龄上恰好存在一个适宜的差距。
诸多因素交织，促使毛泽东曾数度将张春桥视为潜在的接班人选。在某次与林彪讨论接班人问题的交谈中，毛泽东提及了张春桥的名字，这一举动引起了林彪的深深顾虑。
周恩来离世之际，1976年春，毛泽东在思虑接班人之事时，亦曾将张春桥纳入考虑范围。
为何毛泽东最终未选定张春桥为继任者？张春桥的历史污点构成其致命缺陷，并在文革末期的高层权力斗争中成为隐蔽的争议点，至今仍是一桩未解之谜。
1967年四月，上海城内爆发了一场名为“炮轰张春桥”的狂潮。各类反对派群众团体的利器，便是对张春桥过往“叛徒”身份的指摘，以及他于1930年代以“狄克”之笔名撰文对鲁迅发起的攻击。
1971年，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中，清晰明确地记载道：
务必将张捉拿归案，紧接着动用所有舆论手段，揭露其叛徒的罪行。
“此乃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进行诽谤、诬陷的恶行。”然而，缺乏依据的揭示，实则等同于将张的“叛徒”身份公之于众。
因此，当时中央内部便有人建议不宜采取此种印发方式，然而，毛泽东似乎基于某种考量，坚持采取此举。
1973年4月9日，在历经七年的漫长等待之后，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与卓琳夫妇抵达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专程探望周恩来。此次相聚，成为他们夫妇与周恩来时隔七年之后的首次重逢。“卓琳，切莫将此事外传。”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私密交谈。周恩来提出，他对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的政治问题表示怀疑。毛泽东对此仅回应称，他已经得知了这一情况。
1975年8月，病重垂危的康生向王海容与唐闻生透露：
我恐怕不久将离开人世。有一桩心事始终萦绕于心，恳请你们转达给主席。江青与张春桥在历史上均曾身为叛徒。
我曾查阅过张春桥的档案，这档案是江青所指示我查看的。你们可派遣两位人士去调查此事，他们分别是王观澜与吴仲超，他们能确凿证实江青与张春桥的叛徒身份。
他透露，早在延安时期，他便对此事有了明确的认识，然而，他始终未曾向中央领导及毛泽东同志进行汇报。
王、唐告知章含之此事。
同年十二月，濒临绝境的康生竟突发奇想，欲前往医院探望同样久卧病榻的周恩来。救护车驶入院中，康生躺在担架车上，吸氧输液，勉力支撑着与周恩来在密室中单独交谈了整整一小时。
偶尔路过的医护人员无意间听闻，他们正热议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往事。康生提议周与他一同向毛泽东提交报告，但周却认为，作为中央副主席，康生完全有能力独立向毛主席呈递报告。
1976年四月下旬，江青得知康生生前有所举动，遂向章含之询问详情。
4月25日，章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康生所揭露的江、张二人的历史问题。
5月13日，毛远新受命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章含之及其丈夫、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所有相关情况详尽地向中央五人小组进行汇报。
5月17日，乔与章二人亲自向张春桥等五位成员的小组进行了汇报，内容涉及康生所揭露的情况。
江青批示乔、章材料。
这些事实终将揭露无遗，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能超越林彪。据传闻，他们的海上舰艇行动，有的部分相似，有的则有所区别。小舰队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他再度宣称，自己将“吃得丰盛，睡得香甜，再打一场更为辉煌的胜仗！”
张春桥一字未写。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江、张二人历史遗留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在采取行动的前夜，华国锋向汪东兴咨询，关于如何整理“四人帮”相关专案材料的建议。
汪胸有成竹地宣称，他对问题已了如指掌，只需查阅档案便足以解决。
10月7日，紧随“四人帮”被隔离之后次日，华国锋向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出具了一纸便条，指令其前往中央组织部，以调取“四人帮”的绝密历史档案。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由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制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明确指出：“经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张春桥已被揭露为国民党特务。”主要依据是：“担任济南正谊中学国民党特务一职”，“1933年，加入国民党复兴社下属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1935年抵达上海，受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令，投身于文化特务行动”，“狂热抵制鲁迅先生”，“虚构其入党经历”。
然而，证据未能证明“叛徒”的指控——因为张春桥未曾被俘。尽管这些不过是文革前的一段个人历史疑云，但在文革那个专案定性的时代，这些问题却足以左右接班人的抉择，甚至改写国家历史的走向。因此，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显得尤为必要。
02
1933年加入国民党
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1933年，正值十六岁的张春桥，就读于济南的正谊中学（现名济南艺术中学，亦称为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此时他正处在二年级的学习阶段，并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
频繁聚首的，包括马吉峰（亦称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以及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们常共话文学创作之道。在大明湖畔，秋柳亭内，成了他们流连忘返的佳地。
春末夏初，济南高级中学的一名学生李树慈，找到张春桥，提出了成立一个名为“华蒂社”的文学社团的构想，“华蒂”源自英文的“WHAT”。
在1934年7月的上海《文学》月刊（该期为一周年纪念号）中，对该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华蒂社，创立于1933年春。初期社员约二三十名，其中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均为该社的创始人。”
在华蒂社最为鼎盛的时期，社友人数已逾六十，我们成功发行了两份周刊以及一份月刊。
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中发表的佳作包括创刊号的《银玲》以及第二期，即第一卷的第二期，其中的《秋》一文。
我在一九三三年经黄僖棠引荐，加入了位于济南的“中华革命同志会”，该组织后更名为复兴社。
在山东，国民党的复兴社中，秦启荣与黄僖棠分别担任正副头目之职。当年〔一九〕三三的春夏之际，黄僖棠向我暗示，以编纂文艺刊物为手段，意图吸引并笼络一群青年学子，从而秘密组建了“华蒂社”。
本组织由我及张春桥、马吉峰等共同发起设立。刊物定名为《华蒂》，其名蕴含“中华法西斯蒂”的寓意，旨在使该反动组织的政治立场更为昭然若揭。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
通过派发与推广《华蒂》杂志，与学生群体建立联系与互动，搜集有关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信息，为复兴社提供情报支持。
张春桥身为“华蒂社”的核心成员，不懈致力于推动该社的发展壮大，并向组织力荐了陈庆璋加入。
张仿效鲁迅屡次严词批判的“第三种人”姿态，为《华蒂》杂志撰写了五至六篇文稿。他更是携带《华蒂》杂志，走遍各校，积极进行分发与推广。
中华民族复兴社，通称“蓝衣社”，系国民党内部的特务派系。关于张春桥，他是否了解并加入了复兴社这一问题，尚有待探究。
1955年11月20日，在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汇报有关“华蒂社”如何吸纳复兴社成员的情况时，李树慈曾言：
“我曾指示金灿然着力培养朱羲玉、余文明等人，并指导张春桥的发展。然而，关于他们是否参与其中，我的记忆已模糊不清，无法确切确认。就朱羲玉而言，他参与的可能性似乎较大。”
不论张春桥是否曾加入复兴社，他对“华蒂社”被复兴社操控的真相已有了深刻认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坦白道：
我结识了一位名叫李树慈的朋友，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华蒂社”的文学组织，据说“华蒂”寓意着“WHAT”。后来得知，他其实是蓝衣社的一员，“华蒂”实则代表“中华法西斯蒂”。在此之前，我曾为他的刊物撰写过一篇关于1931年大水灾的文章，此后便不再与他有所往来。
张春桥并未全然透露其作为“华蒂社”创立者的详细信息。直至1956年，上海市委对其历史进行审查，并就“华蒂社”一事提问时，他才较为详尽地进行了说明。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光，我尚在初中求学之际，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引荐，却与李树慈（笔名束丝）结缘。在他创办《华蒂》月刊之际，曾邀约众多当红的文学青年执笔，我也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并为他们贡献了一篇稿件，主题聚焦于鲁西的水灾。据我所忆，那篇文章并无纰漏，因为直至一九三七年，我仍有意将其收录入一本小册子中，予以出版。
尽管那时的我政治意识尚浅，但对国民党却并无好感。这一点，我在自传中已有详述。然而，回顾往昔，我发现对于李树慈这类人物，我亦无任何恶感，反而认为他不过是一名热衷文学的青年。
不久之后，便有流言蜚语传至，言称李树慈乃是蓝衣社的一员。我心中暗自思忖，若为他执笔撰文，恐是陷入骗局，遂决定不再与李树慈有任何往来。
以往，我未曾将其视作个人问题之一。这反映出我对该问题的态度并不够严谨。
于1930年代的纷繁社会景象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子初尝人世百态，尚无法预知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与命运走向。正如前文所述的金灿然，他在1938年抵达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潜心研究历史，担任范文澜的助手，并参与编纂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一职。然而，在文革期间，他遭受了种种不公的迫害，最终于1972年含冤离世。尽管在那个时期他被加诸了诸多罪名，但其中并未包括“特务”这一指控。
身为“华蒂社”的创始人之一，与张春桥同样投身延安投身革命事业，又同在建国初期担任新闻出版领域的领导要职，他在文革期间却沦为了无情打压昔日同窗与战友的罪魁祸首。这一转变鲜明地表明，对历史的评价并非仅凭早年的一时一事，而是需要全面、客观地审视。
03
涉及“文化特务”活动
“疯狂反对鲁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正式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彼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的党内领导层，深刻意识到左翼作家群体内部确实存在“左”倾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年底，他们决定主动解散“左联”，并着手筹备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
鲁迅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明确表示：“如今这个团体已经解散，再组建什么协会之类的组织，我是断然不会参与的。”“即便联合国民党，那些曾经投敌的分子，他们也是最为热切的欢迎者。”他坦言自己难以改变立场，“即使承认对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那么我也只能继续错误下去……不怀恨旧怨，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1936年，争论公开。
6月7日，周扬撰文《关于国防文学》，对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8月15日，冯雪峰受鲁迅之托起草稿件，后经鲁迅本人修改与补充，发表《答徐懋庸并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此文中，鲁迅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对“国防文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张春桥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代表周扬一方，全力拥护其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3月15日，他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的副刊《火炬》上发表了批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文章标题为《我们要进行自我批判》。
鲁迅于四月十六日挥毫泼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用以进行有力的反驳。
彼时，此类争执层出不穷，张文显然是紧随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步伐的，即便后来他抵达延安，依旧坚定地认为这是对“党的方针”的忠实追随。
鲁迅当时并未将其视作敌我之间的争执，他曾言：“显然，狄克先生的‘应当进行自我批判’出于一片好心，毕竟‘那些作家是我们的一份子’。”
在“四人帮”被粉碎，而周扬尚未得到平反之际，《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张春桥与鲁迅之间的联系：
正是这位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周扬等“四条汉子”并肩作战，成为围攻鲁迅的急先锋，沦为民族与阶级敌人的忠实走狗。
在反动派掌控的《大晚报》中，他匿名以“狄克”之名，撰写诋毁文章，诬指鲁迅“将一位杰出的作家送入绝境”，其险恶用心意在逼迫鲁迅向他们所倡导的“国防文学路线”低头，以及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妥协。
在当时的左翼作家群体与鲁迅的论战中，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张春桥的文章，涉及的问题更为深刻。不少人对鲁迅斥责其为“昏蛋”的言论表示赞同。显而易见，狄克文章的背景与影响力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张春桥依然在进步文化界活跃参与各类活动，而“狄克”这一笔名亦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张文所撰文章，发表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持的《大晚报》副刊《火炬》，却不能简单地断言张系受其指派“参与文化特务活动”。当时，崔万秋以进步作家和报刊编辑的身份公开露面，其秘密特务身份仅为国民党内部少数人所知晓。因而，一些进步作家与他交往，在其所编副刊发表文章，实属寻常。“国防文学”的口号，最初由周扬于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提出。
张春桥甫抵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好友，并踊跃为《大晚报》撰稿，以换取稿酬。在此期间，《大晚报》成为他发表文章的主要平台之一。
04
“伪造入党经历”
涉及“伪造入党经历”的问题，尤为错综复杂，且一直是张春桥深感困扰，难以向党组织阐明清楚的历史事实。
1935年，张春桥自济南迁至上海，彼时寓居于陈白尘宅邸之际，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进步文人。其中，尤有一人名为尤兢，后更名于伶，乃一位杰出的戏剧创作家。
在一个金秋的午后，张春桥刚刚从生活书店选购完书籍，恰逢尤兢迎面走来，于是他提议道：“不如我们沿着马路随意漫步一番。”
在轻松交谈一番之后，尤兢问道：“你是否有兴趣加入某个文艺组织？”
张春桥正深感才华被埋没，遂急切回应：“自然有此愿望，但不知谁能引荐？”
我自当为你引荐。不久将有一位访客莅临，他手中将握有一份《申报》，届时你只需率先开口，说出……便能顺势展开对话。他自会向你详细说明一切。
张春桥兴奋地等待了两日，终于，一位名叫陈鹤的人造访，告知他即将加入的团体赫赫有名，正是“左联”。陈鹤要求他撰写一份自传，以供审查。
张春桥欣喜若狂，迅速完成自传交上。
随后，他收到了官方的批复，成功获准成为“左联”的一员。此后，他又跻身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行列，然而，他主要参与的是“左联”的活动与组织生活。
于“社联”期间，张春桥投身于一系列学习活动，其核心内容涵盖拉比杜斯著作、由李达译介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恩格斯所著、吴黎平译本的《反杜林论》，以及沈志远所著的《黑格尔与辩证法》等。此外，他还时常就时政话题展开讨论，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甚至在夜间外出张贴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标语。
在狄克的文章问世不久的1936年4月，一位名叫老宋的人突然严肃地询问张春桥：“你是否有意加入共产党？”
张春桥答：“愿加入。”
张春桥早已料到老宋的身份是一名党员，然而无人明言，他亦不敢轻易询问。
老宋提及：“数日之后，那位由社联委以重任、负责与您取得联系的泰国华侨林福生，将前来与您进行一场谈话。”
数日之后，林福生如约而至。他透露，组织对你的情况已有所掌握，故你无需再撰写自传。此外，他还向张春桥传达了党的誓词：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严守党的机密。
数日之后，老宋召集张春桥赴杨树浦某位工人住所举行会议，与会者共计四人。会上，特别指派了一位姓王的工人担任“支部书记”一职，而张春桥则被委以宣传工作的重任。
就这样，未经审查，未撰写自传或填写表格，未进行宣誓，也未经历入党前的预备阶段，张春桥竟出人意料地被吸纳为“中共党员”，且迅速晋升为“支部宣传委员”。
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对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驻军发动大规模攻击。至9月初，敌军已逼近北火车站，南站亦惨遭轰炸，唯有西站尚能保持通车。在这危急关头，冯雪峰、胡风等众多进步文化界人士纷纷准备撤离。
9月7日，老宋向张春桥透露，自己计划前往后方投身工作，并表示未来将与一位姓王的同志取得联系。
张春桥急切地询问：“能否前往济南？毕竟我在那里有众多熟人和相通的语言，这将有助于工作。”
老宋同意了。
日后，张春桥与老王相聚了两次。张春桥便询问：关于自己如何将组织关系转入济南，有何进展？
老王仅含糊地回应道：“如今战事纷扰，无法即刻调转。即便我前往江北，情形亦然。还请留下您的住址，待事态稍缓，我会将物品转寄给您。”
9月13日，张春桥将个人行李与书籍暂存于黑丁宅中，随即踏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然而，形势在济南亦变得紧张，日军已成功控制了黄河的北岸。
漫步于书店之中，张春桥偶然购得数份《救亡日报》。报上刊登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联名发布的招生公告，以及延安的通讯内容。文中提及，招生处分别设立于三原、西安、延安三地，专门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报名者。
张春桥与父亲张开益商议赴延安之行，张开益表示：“若全家人相隔甚远，实非良策。国共两党的合作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张春桥言道：“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国共间的合作恐难以维系长久，未来天下非蒋介石一人所能独占。若是日寇入侵，你或许仍能有所作为，然而对我而言，形势则更为不利。”
他又说道：“我打算将二弟秋桥一同带到延安，如此一来，家中负担亦能有所减轻。”
经过两晚的深入交流，张开益终于点头同意，慷慨地提供了张春桥所需的路费。
此刻，济南城内人烟稀少，显得格外宁静。张春桥暂居于山东同乡赵君弼的府上。
12月初，张春桥向赵君弼透露了其前往延安的打算。赵君弼回应道：“那就请便，我需留在此处继续工作。”
张春桥语气坚定地表示：“你且留下来继续工作，我将前往延安一探究竟。若表现优异，自当继续努力；若成效不佳，届时再回过头来寻找你的去处。”
鉴于徐州遭受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张春桥便携同张秋桥，从巨野启程，一路向南。他们时而徒步，时而乘车，穿越鲁西平原，途经商丘，最终抵达开封。在开封，他们乘坐陇海铁路的火车，最终抵达西安，时值年底。
于西安城内，他们原本计划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寻求联系，却不期而遇汽车站正售卖前往延安的车票。于是，在1938年1月3日，他们果断购得车票，即刻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
1月7日，张春桥率团抵达了延安。首先，他前往拜访了成仿吾。早在上海时期，张春桥便将自己参与编辑的《文化新闻》邮寄至延安，并收到了以“石厚生”为署名的成仿吾的鼓励信件。在济南作出前往延安的决定后，张春桥曾向成仿吾致信，询问可否同行，然而未及收到回复便毅然启程。
成仿吾对张春桥的名字仍记忆犹新。在听完详细情况介绍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张秋桥编入陕北公学的学员队伍。鉴于张春桥声称曾在上海入党，成仿吾便将他安排至陕甘边区政府的招待所暂住，并指示他直接前往中央组织部，以解决个人组织归属的问题。
中央组织部领导贾震与张春桥进行了几次交流。张春桥提到，自从从上海回到济南后，他的“组织关系”并未及时转移。贾震审阅了张春桥撰写的自我反省性质的自传，并要求其提交在上海期间的工作经历以及失去组织关系的详细报告。随后，贾震询问：“你对当前的革命形势有何看法？”
张春桥回想起当年离别济南之际，父亲那番担忧国共合作能否持久、家人将各自分散的言语，他坚定地回答道：“我们必须坚决巩固国共的合作。”紧接着，他补充了一句：“我们应当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所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乃他心中所构想的国共联合政府形式下的共和国，其名称与今日之国名巧合而已。
张春桥于招待所逗留近一个月之后，再度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
二月初，贾震告知他，鉴于缺乏组织归属的证明，且无人可以为其出具相关证明，组织关系暂时无法恢复。然而，他可以先接受工作分配。
他被委派至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编委会的秘书一职，随后又回到了成仿吾的麾下。
为加强与已毕业陕北公学校友的联系，并拓宽学校的影响力，该校特成立了陕北公学校友会。张春桥同志受命负责对外联络事宜，涵盖撰写回复信函以及撰写稿件，并投寄至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发表。
张春桥的“组织”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他的胞弟秋桥亦在三月间火速加入了党组织，而他本人却依旧被定位为“党外人士”。他四处奔走，试图寻得曾于上海共事的同志，亦试图联络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最高领导周扬，但遗憾的是，他们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明。
曾在上海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于梅益同志的家中与张春桥有过一面之缘，了解他投身于革命文学事业。然而，鉴于当时党组织关系错综复杂，无法确切证明其党员身份。
张春桥的等待已无多时。在那个8月的炎炎夏日，在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兼党支部书记顾光斗和党小组长雄飞的引荐下，他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是否曾入党？
1950年秋月，张春桥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之际，依旧执着地记载道：
1936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与林福生的引荐，我正式加入了党组织。
1938年8月，在延安，通过顾光斗与雄飞的引荐，我重新加入了党组织。翌年二月，正式转为正式党员。
1955年11月，张春桥被任命为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随即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申请，希望建立起自1936年4月起连续计算的党龄。同时，他还恳请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林业厅厅长，他称呼的“吴成志”——即宋振鼎先生——为他出具一份必要的证明材料。
然而，调查的结果并未如他所预期。宋振鼎只是笼统地回应道：
张春桥同志在沪期间，确实参与过社会科学者联盟的活动。
关于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似乎与抗战爆发相去不远），或许是在一九三七年，而非一九三六年。当时，上海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执行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大多数人仅被安排在党外工作。然而，发展党员的程序又显得不够完善。我仅记得，张春桥提及党组织已批准其入党，并由吴仲超告知我同意其入党。这一过程中，既没有指定明确的介绍人，亦未填写入党表格。
这些话语中蕴含着明显的矛盾。宋一方面强调当时“发展党员的过程异常严格”，
又言“赞同张同志入党，既无指定之介绍人，亦未填写相关表格”。然而，有一点则是明确无疑的：
在填写入党申请时，张春桥自述的入党介绍人为“吴成志”，然而他却否认自己曾有过入党介绍人，亦未曾填写过相关表格。由此，张春桥未能将“组织关系”迁至济南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他当时并未撰写入党申请、填写表格，亦未提交个人自传，因此实际上并无所谓的“组织关系”可供转移。
寻觅至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他发表了一段颇具深意的言论：
我与张春桥同志素未谋面，彼此并不相识。直至解放后迁至上海，方才得以相识。至于张春桥同志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1937年他抵达济南后缘何未能及时转接组织关系，这些细节我已无法确切回忆。
回顾当时情景，我于1936年2月获释抵达上海，不久便与宋振鼎同志相识，我们均处于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直至1936年下半年，在张执一同志的引荐下，我才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参与了绸厂工作委员会的组建，从而重新开始了党的活动。宋振鼎同志在上海出狱后，曾联络到一些失联的党员同志，不久之后，在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他最后总结道：“若宋振鼎同志所述，张春桥同志系入党成员，据此推断，张春桥同志的入党时间理应介于一九三六年底与一九三七年初之间。”
这些话揭示以下事实：
起初，吴仲超在建国之前未曾与张春桥有过任何交集，当前亦无证据表明张春桥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处仅提及“若宋振鼎同志所言张春桥同志已入党”，实则是对宋振鼎所述“吴仲超通知我并同意张入党”的否定。
其次，无论是吴仲超还是宋振鼎，在1936年四月均无法将张同志吸纳为党员，毕竟彼时他们自身亦尚未与党组织建立起联系。
鉴于张春桥当时已担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一职，吴仲超的回答显得较为含糊，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回应的。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仍然无法确切确定日期。我记得当时身披夹克，细雨绵绵，这个场景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应该是1936年的春天。然而，我怀疑自己可能记错了，正确的日期或许是在1936年的秋季，或是1937年的春季。夹克的存在这一点我印象尤为深刻。若真是1937年，那为何我会误记为1936年呢？这个问题至今仍让我困惑，未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对时间的记忆能力尤为薄弱，以至于至今，无论是自己的、父母的，还是孩子的生日，我总是要么询问后随即遗忘，要么根本未曾询问，结果始终无法记住。这真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我希望能够从自己入党的那一天起，吸取这一教训，不再让此类遗忘发生。
为契合“4月”这一节点，他迅速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身份——“1937年4月入党”。自此，他即以此版本修改了自己的个人历史记录。
然而，这样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人们对于日月更迭或许偶尔会有记错的时候，但记错年份的情况却相对罕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记错一些日常琐事或许尚可理解，但对于入党这类攸关个人政治生涯的重大事件，记错时间的可能性极低。
张春桥对自身少年时期的每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地点都了如指掌，甚至能详述无遗，又怎能忘记自己加入党组织的起始年份——那关乎政治生涯的起点呢？尽管他屡次自责“能力不足”，却依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诸多疑问。
事实上，关于张春桥“1936年4月入党”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关键在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红军长征之后，上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中断，直至1936年5月，冯雪峰受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之命，作为中央特派员重返上海，这才开启了中共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之旅。
在此之前，上海地区已存在或自行组建的党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近十个不同系统。冯雪峰逐一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与妥善处理，严格执行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的指导方针。
他陆续通过王尧山等人，联络起先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他指示他们暂以个人身份，依据中央政策开展活动。这一状况持续至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前往上海，负责组建中共江苏省委为止。
张春桥曾加入哪个团体？这一谜团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才得以彻底揭晓。
1976年10月18日，吴仲超所撰材料中明确指出：
1936年，于上海之地，宋振鼎与若干同仁共同组建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此乃一个非法之组织。经我通知宋振鼎，该组织已被正式宣布解散。
在解放前，我与张春桥素昧平生。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才从那些外调青年人的言谈中，得知那个委员会的名单中竟有张春桥的名字。
12月25日，宋振鼎揭发材料指出：
在那年的四月与五月之际，我（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一位自苏州反省院归来的社联成员，以及王德明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曾推荐张春桥加入预备党员的行列。
该机构缺乏党的组织领导，系我们自发组建而成。成立伊始，上海党组织便派遣吴仲超同志与我进行谈话，明确指出此组织属非法性质，并要求我们即刻予以解散。
我们立即宣告散会，并将消息通知了每一位与会人员，同样也告知了张春桥。自此，我未曾再介绍张春桥加入党组织。
事实上，张春桥于1936年4月所加入的组织，乃是一群与党组织断绝联系的党员自发组建的团体，并非中共的正式组织。该组织未经上级党组织的正式批准而成立，按照党章规定，此举自然属于非法行为，其被解散的做法亦属合理。因此，张春桥实际上并未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05
关于“叛徒”
恢复张春桥自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党之前的那段党籍。
据此，我们亦能断定，康生所提出的吴仲超知晓张春桥为叛徒的说法，实则站不住脚。吴仲超在张春桥担任要职期间，以及“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均坚称他在建国前并未与张春桥相识。
至于康生所提及的另一名证人王观澜，其与江青有所关联，却与张春桥无涉。在1977年中共中央发布的针对“四人帮”的罪证材料中，指控江青为“叛徒”的唯一证据，便是来自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王观澜之妻徐明清的供词。江青于1934年曾在徐明清的指导下投身革命事业。
然而，徐随后提交了更正材料，阐明她所揭露的所谓“江青是叛徒”的资料，实为专案组人员口述，她仅是被迫执笔记录。她否认该材料能够证实“江青是叛徒”的指控。
张春桥的核心问题并非在于此，实则在于尽管他已收到解散该组织的通知，却依然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宣称自己曾是该党组织的成员。
他为何执意如此陈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度携手，使得党组织实现了迅猛扩张。在建国之后，早期党员与后期党员在政治待遇上存在显著差异。将个人党龄追溯至“七七事变”前，无疑将增添一份政治优势。
张春桥虽一时得逞，将入党时间篡改为1937年4月，却亦付出了代价——对党隐瞒了真实的历史过往。这一行为日后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历史疑点。
尽管张春桥在历史上存在某些争议，但他并非叛徒或国民党特务。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就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并有相应的组织结论予以确认。
在文革时期，林彪势力企图向全国揭露张的“叛徒”身份，康生亦顺应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潮流，指责张为“叛徒”。周恩来则多次以“叛徒”及“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为由，阻挠毛泽东对张的信任。这些举措均是在特定政治斗争背景下所采取的策略，且均取得了实效——毛泽东最终并未将最高权力赋予张春桥。
张春桥问题值得深思。
在《水浒传》的开篇第一回中，便讲述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朝廷派遣洪太尉前往华山进香，却意外触犯了天条，导致诸多妖魔被释放，由此引发了天下大乱的动荡局面。
那么，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天生就是“妖魔”，他们的释放才引发了文革的动荡？还是文革的特殊时期打破了民主和法制的束缚，让一些原本存在严重问题但尚非“敌人”的人物，野心急剧膨胀，肆意妄为，最终沦为了“妖魔鬼怪”？
诸多文献与作品，如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将他描绘为自幼品行不端、恶贯满盈之徒。一经投身革命，便被斥为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十六岁便加入法西斯组织，十八岁便遵从国民党特务的指令，对鲁迅展开攻击……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单是这种思维定式本身，便足以将一个复杂深刻的议题引向片面简化的误区。
这依旧根植于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诚然，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这无疑是一种既省心又稳妥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且难以引发深入的思考。
在《资本论》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曾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
我坚定地拒绝以浪漫的色彩描绘资本家与地主的形象。然而，此处的个体不过是经济领域中的人性化体现，他们代表了特定阶级之间的关系与利益。我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试图超越种种联系，他们在社会层面上始终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相较其他观点，我的看法更是强调，个人不应被要求对这种社会联系承担责任。
张春桥出现，是历史现象。在“左”的思潮弥漫的环境中，此类人物方能脱颖而出，扶摇直上。若土壤肥沃，环境适宜，即便没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显赫人物，亦能催生出一批“赵春桥”、“钱文元”等类似的佼佼者。这并非必然由他们个人的早年活动经历所决定。这同样也是一种“自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