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陶斯亮亲述：与紫阳叔叔的岁月
在文革前的岁月里，赵紫阳与我的父亲陶铸在广东并肩共事长达十五载。彼时，紫阳叔叔风华正茂，英姿飒爽，我亲切地称呼他为“紫阳叔叔”。
“赵紫阳才智超群，我们当中无人能出其右。”
尽管父亲与赵紫阳在职场上配合默契，然而“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私交层面，两家的互动颇为稀少。然而，自从他迁至北京，因我家地处中南海畔，我们子女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从而结为好友，我也时常前往拜访。然而，自我进入六局工作后，再去拜访他时，便显得有些“动机不纯”。
那是一个1987年的夏日，我踏入部里的门槛尚不足三个月，便迫不及待地去探望了他。
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
调至党外知识分子部门不久，我便踏上了前往北京人艺的调研之旅，有幸见到了一直敬仰的大艺术家们——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等。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与常人并无二致，宛如胡同中的长者一般亲切。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颇为简朴。然而，他们最为迫切的愿望却是解决职称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社会对他们才华的认可。
某日拜访紫阳叔叔，我向他述说了国宝级艺术家们的近况，并半开玩笑地提及：“听说人艺的艺术家们对你颇有微词，抱怨你鲜少光顾他们的舞台。记得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宾。”“我对人艺的剧目情有独钟。”赵叔叔回应道：“我尤其偏爱话剧。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五六十年代，观看一场戏的繁琐程度让人望而却步，你不妨带来些录像带看看。”于是，我向人艺索取了五盒录像带，分别是《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以及《遛早的人们》。不久后，我又送上了《狗儿爷涅槃》。紫阳叔叔果然观看了这些录像，他坦言更偏爱《小井胡同》，而《狗儿爷涅槃》的故事太过悲惨，让他难以忘怀。
随后，北京市文联的书记向我透露，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公室以及市职称办公室均已派人至人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提出的建议是，评审工作应摆脱固有框架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确保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李讷、林立衡、聂力、陶斯亮
“阎明复处理问题非常谨慎，态度稳健。”
自1988年下半年起，社会上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着针对赵的诸多传闻，其中主要内容包括指责赵的孩子涉嫌“官倒”行为，以及传闻赵总书记的职位岌岌可危。
船舶驶入深海之际，却遭遇更换船长的突发变故，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一个金秋十月的某日，我和我的爱人寻了个由头，前往探望紫阳叔叔。我向他倾诉了关于他儿子们在社会上所流传的种种流言。他回应道：“起初，我心中尚存几分疑虑，曾下令禁止他们参与任何涉及商品的经营活动。然而，听你提及大军，我的担忧反而减轻了。”
大军，作为赵家五个孩子中最沉稳的一位，后来真相大白，所谓的“犯事”根本子虚乌有。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谈论了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颠倒的现象、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以及知识分子群体那敏感且脆弱的特质。
“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他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谈及经济议题，这恰是赵所长所长长的专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未能完全摆脱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社会主义国家亦未能规避经济过热与持续调整的规律。我国每隔五年便会进行一次经济调整，如1958年的大跃进后，于1963年展开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在担任总理后，于1981年再次调整经济；1983年经济形势尚佳，但次年即1984年又需调整；到了1987年，虽然面临经济过热，但总体形势尚可，于是决定对计划内项目不做变动，主要压缩计划外部分。如今看来，计划内项目基本得到了控制，然而计划外部分，包括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与消费膨胀，却依然存在。今年年初，我曾考虑过放开价格，但如今看来，此举并不恰当。调整与价格改革虽为两码事，但如今却交织在一起。当外国友人询问我属于哪一派时，我回答道，我不是一名学者，不会固守某一学派，作为领导人，我需广泛吸纳各家之长，今日采纳这一派的观点，明日则借鉴另一派的理念。当前，各类物资价格战激烈，哄抬物价现象严重，一旦国家统一调控，便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对严家其有一定了解，他性格单纯，有些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所忧虑，认为有效的措施应当简洁明了，而当前某些理论过于复杂，连他自己都难以理解。”赵某听后表示，这些人其实并无大碍，外界舆论过于夸大了他们的作用。至于未来两年内的变化，我无法准确预测。
2005年1月的一个清晨，我最后一次探访紫阳叔叔。他看起来明显瘦弱，双手几乎是干瘪的枯木。尽管他身上挂着氧气瓶，坐着交谈时似乎仍有几分气力，思维也依然清晰，但他的生活却离不开氧气，更无法起身走动——一旦站立，血氧饱和度便会骤降至80%。至于他的住所，简陋至极。房屋的门窗油漆剥落，室内没有一件亮眼的装饰，依然使用着单位发放的旧家具，显得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着一根绳索至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而特意设置的。他的忠实伴侣“拉肯”已离他而去，现在由一条西施犬守护着他。梁阿姨则独自坐在另一间房中。她的双眼已失明，无法看到任何事物，日复一日地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看到这破败的家园，我的心情变得沉重，鼻头不禁泛酸。
即将离别之际，谁料想紫阳叔叔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你曾批评我对知识分子关怀不足，不及耀邦同志那般关心，此事我铭记在心。”
过往的总书记，权倾一时，一生充满跌宕起伏，当众人皆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之际，他却吐出了一句略带稚气的话语，令我心中尤为震动。这不就是人性的真谛吗？
随着生命之钟临近尾声，人性愈发呈现出最为浓烈的色彩，而这种浓烈，正是对本质的回归。
阎明复，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统战部部长，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在我母亲眼中，他堪称最“纯真”的代表，待人真诚，以情感人。即便在严肃指出民主党派某些不当行为时，他的言辞中也透露出真挚的情感，因此赢得了民主党派及海外友人的信赖与尊敬。然而，在统战部内部，对他的看法却各有不同，有人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对他提出反对。在我看来，这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
几名部领导以其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行事风格赢得了我的由衷敬佩。其中，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便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长期耕耘于核工业领域，身上洋溢着工科生独有的严谨、理性与务实精神。即便他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他也会竭尽全力来捍卫你的政治生涯。
“武部长，感谢您对我的持续信任。我决定主动提出离职。”
1991年春节过后，我毅然投身于中国社会的广阔海洋，穿梭于中国权势显赫的市长群体与最边缘的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
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中国的机会。《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健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儿说：“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就你没钱！”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